1933年秋，宣达战役中，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四方面军一举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红33军随后参加了历时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战役，东征万源、城口，击溃反动地方武装，使当时的川陕根据地向东扩展百余里。

　　正当川陕根据地保卫战空前激烈的关头，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致使肃反扩大化，给红33军造成了重大的人员损失，许多革命同志遭到拘禁审查。15岁参加红33军、时任295团书记（秘书）的王定烈也在其中。在危急时刻，王维舟冒着风险亲自到295团处理问题，看到发生的情况非常痛心。他本着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保护干部以及稳定部队的原则，经过认真细心的甄别了解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全团大会上当场宣布释放被拘禁的干部战士，同时撤掉了该团政委的职务，及时保护了一批宝贵的革命中坚力量。但是，“肃反”还是波及到王维舟等红33军领导人的头上，军长王维舟和政委杨克明被先后撤离了领导岗位。

　　王维舟被调至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工作，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忠于职守，在红四方面军内同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斗争，坚定地站在朱德等同志一边，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并随左路军行动，三过雪山草地，历经艰难险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坚定信念。1943年西北高干会议上，毛主席亲笔书赠他“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1937年8月起，王维舟任八路军129师原385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率旅直并一个团编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驻守陇东，执行保卫党中央陕甘宁边区的任务。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和谈后，党中央决定吴玉章和王维舟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和副书记，王维舟携家人赴重庆工作。在中共中央决定四川省委公开活动后，蒋介石获知了王维舟回川的消息。蒋介石对这个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熟悉川军将领，有着丰富游击战争经验，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老军人重返故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惶恐不安。一天，重庆市长、代行营主任张笃伦以请客吃饭为名，把吴玉章和王维舟请到他家传达了蒋介石的旨意：限王维舟三日出川，否则逮捕拘禁，限制其自由。张还说：王维舟是专门搞兵变暴动的专家。显然国民党对王维舟是又恨又怕，深怕他以共产党的身份进入被国民党视为大后方的四川，对国民党在当地的势力构成威胁。于是，国民党便找借口，匆匆派飞机将王维舟一家送往南京，后由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协调，王维舟一家才得以转机，安全回到延安。

　　解放战争时期，王维舟同志先后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协助贺龙同志参加了保卫延安、消灭胡宗南、收复延安等重大战役。全国解放后，王维舟同志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并兼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1956年奉调进京，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他是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大中央候补委员、八大中央委员。“文革”时期他已是高龄老人，为保护老同志遭到诬陷打击，1970年1月10日病逝。

　　（二）

　　王维舟同志无论担当什么职务，都永远记得自己是人民的儿子，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