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大区撤销，王维舟同志调到北京后，曾几次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辞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的职务，但周总理都没有同意，勉励他继续兼任此职。他遵照周总理指示，一直关注着西南少数民族工作，关心西南民族学院的建设和发展，直到1970年病逝。西南三省和西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干部们称他为“少数民族的贴心人”、“大善人”，许多当年曾得到王维舟教诲的藏族、彝族上层人士和现已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从西南走出来的少数民族干部，回忆往事，无不流露出对王维舟同志深深的感激之情。

　　（四）

　　王维舟同志一生对党赤胆忠心，刚正廉洁，从不把个人利害得失放在心上；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以律己，关爱部下，从不以职高权重为家人或亲属谋利。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川陕苏区的很多红军家属跟着红军队伍行进。王维舟同志的亲属及家族大约有20多人也参加了长征，年龄最小的是他的侄女王新兰同志，出发时才10岁，最大的是其夫人马奎宣同志的妈妈，已经年过50了（并且是小脚）。与所有的红军战士一样，王维舟和他参加长征的所有亲属，跟着红四方面军长征，一路三过雪山草地，历经千难万险，没有一个人退缩，坚持到达了延安。后由于其岳母年龄大，没有文化，不愿拖累组织，又返回四川老家。解放后，她老人家一直在家乡靠劳动自谋生活，即便是王维舟任西南大区主要领导干部时，也没有要求县里对这位亲人有什么特殊的照顾。

　　李中权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东北野战军九纵政委（九纵后改为46军），司令员是詹才芳同志，王维舟的侄子王波担任该纵队师参谋长，军参谋处长。王波是1925年入团，1928年入党，当年在红33军担任99师师长兼政委时，李中权同志在33军当团政委。李中权同志对王波在九纵里的职务过低心里不安，一次碰到王维舟同志商量要调整王波的职务。王维舟对李中权说：“王波在部队干什么都一样，还有很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

　　“文革”开始后，王维舟已年近80，但“四人帮”仍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他，造反派抄了他的家，不许他自由活动，这对王老的精神健康损害很大，但他不顾个人安危，仍尽力保护一些老同志。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被造反派揪斗追逐，有家不能归，曾几次住在王维舟的家中，王老让老伴和儿子给肖华擦拭血迹，用药热敷伤口。总政副主任傅钟为摆脱造反派的纠缠，带着警卫员在王维舟家秘密躲藏了近一个月。李中权同志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和政治迫害，1967年11月到北长街王维舟家，向老领导诉说自己的不幸。王维舟一方面鼓励李中权要有更坏的思想准备，不光是接受考验，还要注意保护自己；一方面叫夫人马奎宣同志详细记下李中权的履历，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出面澄清事实。1975年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大批干部开始逐渐获得“解放”，李中权在北京军区空军被挂起来，没有解放，没有工作。此时王老已经去世5年了，马奎宣同志依旧铭记着王老的嘱托，惦记着李中权的情况。她四处找当年四川达县、宣汉县籍四方面军的老同志，为李中权证明。在马奎宣同志的积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