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受审，是在茅家岭监狱女囚室窗外的一个茅棚里（停尸房，兼作审讯室）。敌人先提审一位同在金华被捕的年轻难友，对这个年仅十七岁的“政治犯”严刑逼供，逼他招供“计惜英是金华县委宣传部长，林秋若是金华县委妇女部长”。这位年轻难友根本不知道林秋若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屈打成招，被迫承认了敌人捏造的口供。敌人接着就提审林秋若，拿出那位年轻难友屈打成招的口供记录，对林秋若晃晃说：“×××已经供出你是金华县委妇女部长，你还不承认？不承认马上给你用刑。”林秋若并非“金华县委妇女部长”，因此理直气壮地加以否认。敌人可能顾忌到林秋若的“合法”身份，在林秋若始终否认捏造的“罪名”的情况下，黔驴技穷，无计可施。但又不甘心将林秋若轻易释放，只好将她长期关押。

团结战斗 难友情深

林秋若被囚期间体弱多病，身体状况一直很差。据特训班副队长少校特务余健解放后交待：林秋若“因身体不好，生活不习惯，经常请病假，不愿出操、跑步，经常集合迟到，学员队长王寿山说她多愁多病，好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对她印象不好。”在集中营险恶的环境中，林秋若主要是隐蔽身份，保护自己，争取出狱。她虽然没有像其他一些暴露了身份的被囚志士那样，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但始终坚贞不屈，与其他战友团结一致，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抗争。

以歌声为武器，鼓舞斗志，振奋精神。每逢下雨天，无法出操、服劳役，特务区队长不来监管时，林秋若就和其他难友在囚室里唱歌。他们经常在钟袁平、杨立平等人指挥下，放声高唱《囚徒歌》（赖少其作词，钟袁平谱曲），及改编的《八百壮士》、《一月的雪花》，齐唱《新四军军歌》、《怒吼吧，黄河！》等等。为了庆祝建党二十周年，1941年“七一”这天，林秋若还与大家一起唱了《国际歌》、《黎明曲》等革命歌曲，纪念党的生日，抒发理想信念。

主编墙报，夺取宣传阵地。特务队长王寿山为了显示“管训”有方，准备在特训班办墙报。由于他不学无术，只好指定他认为文化水平高的林秋若为主编，冯雪峰、郭静唐、王闻识、吴大琨为编委。林秋若与冯雪峰、王闻识、计惜英等党员及郭静唐等人经过商议，认为可以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将墙报办成表面上不问政治的、文艺性的，实质上暗寓讽刺和反抗的，揭露敌人、团结同志、鼓舞士气、共同对敌的宣传阵地。

墙报主要由林秋若负责组稿，由冯雪峰、郭静唐商定选稿、用稿，吴大琨、王闻识参与编辑和写稿，赖少其负责美术设计，并协助林秋若最后贴上去，每期的“编后记”由林秋若撰写。墙报刊登的作品，有歌颂自由、抨击黑暗的诗歌，有含蓄的讽刺敌人的杂文、散文，有宣传抗战题材的漫画，有介绍科学和文艺知识的小品等等，绝对不发表反共、攻击新四军和颂扬敌人以及表示“悔过自新”之类的东西。冯雪峰、郭静唐、吴大琨、王闻识、计惜英、宿士平等许多同志都在墙报上写过稿件。尤其赖少其为墙报画的刊头（水彩画），以高墙和铁丝网为背景，一只雄鹰展翅飞翔，题名为《自由的高飞》，形象生动，寓意深刻，十分引人注目，吸引了许多被囚志士。

秘密串联反“自首”。1941年8月中旬，林秋若获知敌人将在特训班策划被囚“学员”集体自首，立即将这一消息写成密信，委托为石底监狱送饭的郑丹甫（原中共浙江省委委员、浙南特委书记，被捕后化名翁元生，在敌人面前故意装傻，使敌人误以为他是没有政治头脑、老实愚昧的大老粗，将他编入“劳动组”，专门干粗活，做杂役），将密信带给当时被囚石底监狱的冯雪峰，商议对敌斗争策略。冯雪峰与王闻识研究后给林秋若写了回信，第二天借回特训班看病的机会，暗中亲自交给林秋若，要她转告特训班的秘密党支部，立即以组织的名义告诉第一班班长（可以带领其他班长执行任务）宿士平（化名宿文浩，原中共浙赣铁路工委书记、金衢特委常委）和女生队班长孙子遂（原浔饶师管区地下党支部书记），要他们无论如何都必须顶住，就是杀头也必须顶住！宿士平就在难友中提出，“已经结婚的，夫妻关系很好，不应离婚；没有结婚的，根本无婚可离”（意即已经暴露党员身份的，应坚定信念，不应自首；未暴露党员身份的，更不应“自首”）。他还带头拒绝在敌人伪造的自首书上签名。林秋若也拒绝在敌人伪造的自首书上签名，特务总教官肖芬无可奈何，只得摊牌，直接劝她脱离共产党。林秋若回答说：“我本来不是共产党员，你现在叫我脱离共产党，这不是硬要我承认是共产党员吗？我不当这个傻瓜！”其他党员同志更坚定了反自首的斗志，坚决不在敌人炮制的“脱党宣言”之类的悔过书上签名。宿士平、郭静唐、项堃等同志针对敌人在特训班设立初宣称的“训练六个月，分配出去工作”的谎言，发动特训班全体学员”掀起要求“按期结业”，无条件释放的斗争高潮，并动员九个班长联名写出书面报。为此敌人恼羞成怒，将起草报告的宿士平和誊写报告的项堃关进了茅家岭监狱。敌人策划特训班被囚人员集体自首的阴谋也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