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继续在汉口堂而皇之地公开活动,不顾一切地调动军队,马上决战,这显然是不可取的。从公开转到地下,必须用“金蝉脱壳”之计。为了要起义,为了要保证党中央的安全,为了各地组织不进武汉,必须对武汉国民党有所表示。即所谓重申国共关系中国民党的领导地位。这就是为了起义、为了暴动,为了战争。
陈独秀在6月17、20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完全同意湖南暴动的计划,决定周恩来前往指挥暴动。遭到告密的国际代表罗易和鲍罗廷的反对,结果,周恩来与罗易还大吵一场。这就说明陈独秀是决定要暴动要起义要用兵。
那个向汪精卫告密的罗易一系列左倾幼稚的表现,一系列假大空的误党的主张,暴露出他的不成熟和不坚定。鲍罗廷向斯大林和国际报告了罗易告密之事,莫斯科随即来电,令罗易返莫斯科。这个召回令,对于罗易可谓生死未卜,于是他疯狂挣扎,强调他在华的“功绩”,拼命攻击陈独秀“右倾”。在罗易一事尚未弄清之前(罗易直到1929年被定性为叛徒,开除出共产党,开除出共产国际),他立即要陈独秀离开党的领导人的岗位。陈独秀那时只能留下一部未完成的交响曲,剩下的就是具体确定武装起义的时间和起义的路线了。
陈独秀为八一南昌起义准备了军事力量,为南昌起义安顿了中央和各条战线的精英免遭迫害。他平静地离开了党中央,去沉思那多难的昨天和应奋斗的明天。(《党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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