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6月至7月上旬，是处于国共合作将转变为完全破裂的阶段，此时的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党的各条战线的精英，在武汉都是公开的。因此，在用兵之前，必须妥善安排暴露的党的领导机关和各条战线的力量。

　　首先是武汉工人纠察队。根据情报，周恩来在陈独秀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报告：第三十五军何键部准备在汉口制造“马日事变”。时间是1927年6月28日，此时党中央已经预见到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要反共，要镇压共产党，在6月15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说得很明确。“国民党中总的情绪是既要与蒋介石作斗争，同时也要镇压共产党”。并且，说明“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这已经把形势和将要做什么都讲清楚了。现在国民党三十五军要对工人纠察队采取镇压的手段，在共产党力量对比处于相当弱势的情况下，该怎么办？是要显示共产党和工人纠察队无比英勇，去与在汉口的军队拼死搏斗，血洒汉口？重蹈上海宝山路的复辙？

　　周恩来是过来人，上海工人纠察队在“四·一二”的遭遇，是心头之痛，所以，汉口不能再重蹈上海的复辙。中央军事部和省委军事部都已采取应变措施，准备将武汉总工会纠察队调到武昌参加第四军。这对加强军事力量有利，以增强我党掌握的部队的工人成份，是贯彻陈独秀在五大会上对军队指示的精神。在政治局会议上蔡和森建议既然如此，表面上就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让纠察队中老弱的队员和童子团离开队伍，把一些破旧的枪支丢弃于道，以杜绝何键之流的借口。中央同意，这是典型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会后，周恩来、张太雷在处理纠察队及童子团等问题时，只交出部分破旧枪支，把绝大部分枪支和纠察队员隐蔽、分散，陆续转移到贺龙、叶挺的部队里”。

　　再说更大的问题，就是党中央及各条战线的精英的安全问题。要对国民党决裂，要用兵，一定要保全中央和精英们的安全。如果想到用兵起义，其他什么都不去管它，那末，党就会遇到毁灭性的打击。

　　陈独秀早就说清楚，“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他清楚地认识到客观形势决定了国共分裂已是眼前之事，而在主观上他是一直要退出国民党。由于主要来自共产国际的压力，在五大报告中，被迫检查了要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他的全文是，“192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会上，我们确认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五卅事件证实了这一点。资产阶级感觉到无产阶级的危险性，加入了无产阶级敌人的队伍，戴季陶反对无产阶级的小册子，反映了资产阶级队伍中的恐慌，在全会的决议里，我们应当反对戴季陶的理论，另一方面，应当联合国民党左派以反对右派。同时，还应当进行独立的工作，一旦国民党离开我们，我们好有所准备。决议就是根据这个精神起草的。现在当我们考察这个决议时，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正确的成分，也有不正确的成分。发展和巩固国民党左派以反对右派，这点是正确的；而准备退出国民党，这种策略是不正确的。……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就是说在主观上，他早有退出国民党的意图。并且要进行独立的工作，准备国民党与我们的分裂。为了要进行独立工作，还在五大前夕遭党内的批判，说成是孟塞维克的独立观等等。那末，到此国民党要干掉共产党的时刻，他怎么会突然变得非要靠着武汉国民党呢？

　　问题在于形势的严峻，党中央将要遭到严重打击，为了战斗，必须有防护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6月22日通过在武昌、汉口等地设秘密办公处。要将相当数量的公开组织、住址、人员，立即转到地下，要通知各地党组织、暴动队伍不要进入武汉，武汉形势有变；这就需要赢得时间。如果让中共中央和各条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