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地的日伪军不断出兵“扫荡”。为迎头痛击日伪军，新四军十一旅及县、区武装集中兵力迎敌。戴锡可也随县总队到古沛、桥头一带发动群众，并组织妇女做支前工作。当时，戴锡可怀上了第二个孩子。由于长期奔波操劳，加之生活艰苦，缺少营养，1943年夏末，戴锡可在桥头甫子岗的一农民家中早产了。由于体质虚弱，当时条件又差，孩子生下七天后就夭折了，戴锡可也病倒了。当时正遇日伪军“扫荡”，为给戴锡可安排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养病，县委派人请进步士绅汤策安设法安排地方。汤策安思来想去，最后提出把戴锡可安排到大郢乡伪乡长桑国权家。他认为在特殊时期，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首先，桑国权对汪道涵十分敬佩。1940年春，桑组织的800人的自卫队有一大半被整编到抗日武装队伍中。1941年夏秋，桑被伪旧县区长徐进贤利用，武装去女山湖北岸抢粮，后被汪道涵教育后，再也不做与人民为敌、与新四军为敌、与抗日政府为敌的坏事。那以后，桑家渡口成了新四军过往女山湖南北的红色通道。其次，戴家在当地有一定的实力，戴锡可的姐夫曹冬林虽是教书先生，但在“安青帮”中辈分和“老头子”江介仁相同，比徐进贤还高一辈。时任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周济之同意汤策安的意见，但反复强调不能走漏风声。
汤策安亲自前往大郢乡找到伪乡长桑国权。桑国权一听说是汪道涵的夫人、县妇抗会主任、戴巷村戴家二小姐，不敢怠慢。为封锁消息，桑国权悄悄地把戴锡可安排在自家里屋，让老婆端吃端喝地服侍20多天。这期间连一里地近的戴家的人都不知道。戴锡可的身体略有恢复后，立即又奔往抗日前线。
抗战胜利后，戴锡可被调往苏皖边区人民政府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又先后任山东沂蒙山区土改工作队队长、胶东行署工商局科长、安徽省人民银行人事科长、浙江省人民银行人事科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华东工业部上海益民工业公司经理、国家轻工业部食品局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工业部巡视员等职。后因长期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1965年在北京逝世，年仅47岁。戴锡可离开皖东抗日革命根据地后，因工作繁忙，一直没有时间再回去过，但那里的人民没有忘记她，直到60多年后的今天，很多老人提到戴锡可时，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她是抗日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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