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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已故老红军朱建廷的儿子朱景山致电本报，讲述父亲在长征过程中的故事。

    前天，在葫芦岛市龙港区朱景山的家中，朱建廷的老伴赵敏的回忆深深地感动了记者。记者仿佛看到一位刚放下手中的锄头就扛起枪的年轻红军战士，他意志坚强，爬雪山、过草地，一次次地战胜敌人，战胜自然，战胜自我。80年前的长征路仿佛就展现在记者眼前。

    但在朱建廷儿女的讲述中，父亲的形象又变了模样。“艰苦朴素”是记者听到的最多的词语，他的儿女甚至孙辈都深受影响，这时的朱建廷在记者的眼中就是一位严厉又和蔼的家长，通过言传身教，对子女循循教导，把长征精神潜移默化地传给了儿女。

    当初11人参加红军，长征后只活下来一个人

    92岁的赵敏珍藏着三枚奖章。那是老伴朱建廷获得的众多奖章中最为珍贵的三枚，分别是三级八一奖章、三级独立自由奖章和三级解放奖章。抚摸着奖章，赵敏竟一时失声。

    大儿子朱景山见状，急忙让母亲休息，他给记者倒了一杯水，说：“小时候我不懂，但是长大后我对这三枚奖章做了详细的研究，查找资料，请教专家，终于弄清了这三枚奖章的意义，才真正明白父亲的经历是多么的伟大。”朱景山说，“父亲是1934年11月参加陕北神府苏区红军的，1935年成为红军第25军二二三团一营三连的一名战士。父亲从长征开始，几乎是完整地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从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再到解放战争时期，参加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历史时期都参与了。那个时候，一个人就能获得三枚奖章的并不多。”

    朱景山指着朱建廷的奖章告诉记者，父亲的名字由于种种原因常被写成了“朱建庭”，比如，在勋章证书上写的就是“朱建庭”。

    缓过劲来的赵敏告诉记者，朱建廷1914年出生在陕西省柞水县红岩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赵敏说：“1934年，20岁的朱建廷正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但那时穷人都会受到地主的欺压，而他的性格很刚烈，受不得欺负，总是想反抗，恰好这时红军部队来到了他们村，对老百姓特别好，还帮着老乡挑水劈柴，他就想参加这支队伍，但是他的母亲不让他走。可是他一心就想参加红军，母亲最终只得同意了。没有想到的是，他第二天就不见了踪影，一生之中只回去过一次。”

    朱景山急忙插话，解释说，父亲朱建廷刚参加红军时，一同参加红军的还有同村的10个老乡，但是在长征途中，那10个人都牺牲了。

    朱景山回忆道：“有一次，父亲突然哽咽着对我说，我们村一共是11个人一起参加的红军，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人们都说九死一生，我这应该是十死一生了，比九死一生幸运多了。可惜他们几个都牺牲了，我竟然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在哪儿牺牲的，我只亲手埋葬了他们中的一个。回去之后如果他们的父母来问我，我儿子哪去了？我都不知该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

    朱建廷曾经两过雪山和草地，这段难得的经历也使他从一个贫苦的农民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

    在《杨家杖子地区志》中，记者看到这样的记载，朱建廷参加红军后，先是加入了陕北红军，1935年又加入了红军第25军。1935年9月，红军第25军与陕北的红军第26军和第27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1936年朱建廷成为班长，并在同年6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朱建廷的入党介绍人就是第15军团的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

    战斗中，一条绿围脖救了命

    在朱景山的记忆里，父亲很少讲长征时战斗的故事，讲得最多的是长征过程中的艰苦行军和红军如何克服困难、解决困难的方法。

    朱景山说：“父亲曾告诉过我，他们过草地之前，每人只能带五六斤青稞面，很快大家就都饿了，根本没吃的。同时，草地里毒气弥漫，经常把人熏得迷迷糊糊的，红军战士一边忍着饥饿，一边忍受头昏脑涨的感觉，休息时也顾不得地上有什么，倒头就睡，常常会枕着敌人或战友的尸体。到了后期，在草地里走着走着还会发现根本就不需要路标了，因为牺牲的战士太多，沿着他们的尸体就能找到前进的方向。这样的场景真是现在的人想也想象不到的，父亲不愿细说，我们也不敢多问。”

    虽然朱建廷不愿给儿女讲太多战斗的情景，但是朱建廷的小女儿朱晓滨却能感觉到父亲在战斗中出生入死、奋勇作战的情形。

    朱建廷有一个宝贝，那是一条绿毛线织的围脖。朱晓滨说：“现在一想起来我就十分的懊悔。小时候我不懂事，把父亲最喜爱的一条绿围脖给拆了。那条围脖样式很一般，上面还有许多破洞，我和姐姐淘气，看着围脖挺破就给拆了。到了晚上母亲发现了，她很生气，严肃地对我们说那条围脖很可能救过父亲的命呢！”

    原来，这条绿围脖是朱建廷在长征途中缴获的战利品。得到围脖之后，他十分喜欢，马上就给围上了。后来部队遭到敌人的围堵，情况十分紧急。为防止部队被敌人围歼，朱建廷所在的连队开始集中全部火力拼死突围，同敌人激战了两天两夜后，部队才冲出包围圈。

    战斗结束后，朱建廷感觉到脖子有点漏风，用手一摸，才发现围脖漏了个大洞。原来是子弹擦着脖子飞过去，将围脖打穿了。“也许没有这条围脖，父亲就牺牲了。这时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何如此珍惜这条围脖。”朱晓滨说。

    虽然围脖救了朱建廷的命，但长征还是在他的身体里留下了印记。赵敏说：“他最后病逝的原因就是在过草地时落下的病根。那时没有吃的、喝的，没有粮食，草根、树皮也都没了，他只能吃皮带、皮鞋鞋帮，地上的水不能喝，只能喝马尿，用毛巾接着，一滴一滴挤到嘴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胃落下了毛病，胃疼折磨了他一辈子，我常常看到他用手捂着胃在那儿揉。后来，生活安定了，他终于有时间去检查，诊断是胃癌。因为这个病，在1965年他就早早地离开了我和孩子们。他去世时51岁，到今年正好51年，如果他还活着现在也有102岁了，比我大10岁呢。”

    一家人在一起只生活了五年，父亲的精神却影响了子女一生

    朱景山是家中老大，他和父亲朱建廷在一起的时间最长，他的回忆也最多。“我和父亲在一起完整地生活，也只有五年的时间啊。”朱景山感叹。

    朱景山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觉得虽然革命胜利了，但仍不能把革命精神丢掉，要继续保卫祖国。于是，他向组织申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请调到公安边防部队，从北京、沈阳、锦州，再到葫芦岛，他在好几支公安边防部队工作过，所以一直没有固定的住所。直到1960年转业到杨家杖子矿务局机修厂，朱建廷终于安定下来，一家人住在了葫芦岛市。

    朱景山说：“从我们几个孩子的名字就能看出父亲都在哪些地方战斗工作过，我叫景山，出生在北京，大妹妹叫晓奉，出生在沈阳，弟弟叫渤海，小妹叫晓滨，都是出生在葫芦岛。这些名字都很有纪念意义。”

    “我们一家在葫芦岛住下后，父亲在杨家杖子矿务局机修厂工作，他终于有时间陪我们了。”朱景山向记者回忆道，“他教育子女的方法很特别。记得有一次，他写信给陕西老家，要老家的叔叔邮寄来一条他以前盖过的被子。被子邮来了，我们一看根本就不能盖，用麻绳绑着，绳子一松可能就要散架了。父亲指着被子对我们说，‘这不是给你们盖的，我是拿给你们看的，我以前的生活是多么的苦，虽然现在生活好了，但是你们不能忘记过去，你们要记住，不能浪费，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传统’。”

    朱景山还讲道，那时家里有小院，可以种菜，于是父亲就让他和弟弟上学前和放学后去捡马粪当肥料。当时家里条件还可以，根本用不着这样，这其实是父亲为了让他们不忘掉长征精神，所以父亲经常感叹，长征时如果我们有这样一块地，会少死多少人啊。那时，按照父亲的级别每月都有固定的鱼肉蛋，但是子女们却很少吃到，他都拿去给厂里家庭困难的工人了。“能简则简，能勤则勤，家里的兄弟姐妹现在也都是这样做。”朱景山说。

    因为是老红军，参加过长征，朱建廷还经常被中小学请去讲长征的故事，但是和在家一样，从来不讲长征时战斗的故事，他讲得最多的就是让大家学习红军长征的精神。朱景山说：“比如意志坚定不怕牺牲、保持革命精神、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等等。”

    “父亲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我教育子女和孙辈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像他那样去做人，我的外孙女刚刚学会自己吃饭时，我就告诉她吃饭不能剩饭粒。”朱景山说，“而且一边还给她讲起红军过草地没有粮食吃的事，告诉她要珍惜粮食，不能浪费，今天我们得来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不容易。”

    “长征精神鞭策我们取得不断的胜利”

    朱建廷为什么不愿讲战斗故事，却大讲长征精神？朱渤海告诉记者，他也曾经问过父亲这个问题。

    “父亲是这样回答的，我们参加红军打仗就是为了子孙后代有幸福的生活，现在生活好了，我们不愿意过多提起战争年代惨烈的场景，就想让孩子的童年可以幸福快乐，那些惨烈的东西你们还是少知道一些比较好，你们现在最关键的是要学习红军长征的精神，这种精神你们能够学到，我们就满足了。”朱渤海回忆道。

    “你认为父亲口中的长征精神是什么呢？”记者问道。

    朱渤海回答说：“父亲其实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他很爱学习，他所说的意思就是红军长征的精神总是要子孙后代来继承，不能有断裂，后代要继承好过去的优良传统，不忘初衷。长征就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子孙后代也要这样不断在工作和生活中取得各种各样的胜利，不断地胜利，这就是长征的精神。”

    朱渤海说：“父亲口中的长征精神其实是通过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影响到我们这些儿女的。从吃饭时不能剩一粒米，到每天早起早睡、睡前衣服摆放整齐，处理事情井井有条的军人作风。虽然他没有具体让我们怎么去做，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深受感染。遗憾的是，我们和父亲只生活了五年的完整时间。但这五年对我们的影响却十分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