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七十一年的今天（6月7日）是东北老航校学员吉祥同志（吉祥科长当日负责带领徐景煌等学员的教官）为了保护飞机牺牲的日子。特此，记者将许景煌儿子许江海根据父亲许景煌的遗作整理的文章编辑发布，以此缅怀为共和国航空航天事业献身的先烈们（记者陈龙狮）！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正式成立，这是我党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史称东北老航校。

    一九四六年五月，老航校由通化搬迁至牡丹江。经紧张筹备，于同年六月一日正式开课教学。首先进行飞行训练的是“飞行教官训练班”的学员。这个班的成员有刘风、吴恺、魏坚、许景煌、张成中、于飞、王琏、谢挺杨、张华、顾青、秦传家等人。这批学员大多是早年学过飞行或汪伪空军起义人员，由于多年不摸操纵杆，技术已经生疏，属于恢复性飞行训练，目的是增加中国飞行教官的比例，为全面展开飞行训练培养师资力量。

许景煌在东北老航校飞行教官训练班

    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下午，训练班接校部通知“今天飞行”，学员们都很兴奋，在中灶食堂匆匆吃了碗面条，穿上自己缝制的粗布飞行服，乘坐一辆老旧汽车赶到牡丹江海浪机场。

    当天的飞行科目是“航线起落”，规定每人飞四个起落。飞的是英格曼初级教练机。那是架什么样的飞机啊！飞机上没有通讯设备、没有降落伞、没有安全带、没有钟表，木质的机身经多年风雨侵蚀早已破烂不堪。发动机严重老化，有些零件的连接处不是用开口销连接而是用铁丝拧起来。就这样一架老爷飞机，还是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用搜集到的各种航空器材七拼八凑组装起来的，都当作心肝宝贝一样看待。

    当天带飞的教官是东北老航校飞行科长吉翔同志。他是与老航校教育长蔡云翔一道起义的原汪伪空军飞行教官，顾名思义吉翔，是取凤凰为吉祥鸟平安飞翔之义。上午在为学员讲课时他特别强调：下午飞行训练，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飞机高度不超过100米发生故障，只能做直线迫降，不能做转弯飞行，否则有失速坠机的危险。

    下午第一个带飞的学员是许景煌。当飞到第三个起落时，发现飞机发动机转数不够，就降落下来检查修理。一阵紧张的忙活后，准备飞第四个起落。这时在一旁焦急等待的王琏同志说话了：“该我飞了，你已经飞了三个起落，如果飞机再坏，我们今天就飞不成了。”其他学员听罢也七嘴八舌地争执起来，大家都有一个想法，尽快恢复飞行技术，为航校培养更多的飞行员。

    许景煌也不示弱，拒理力争。“规定每个人飞四个起落，我才飞了三个，还差一个呢！”

    最后还是由吉翔作出了决定：“让许景煌飞完最后一个起落。”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厄运正悄悄向他们袭来。几分钟后吉翔的决定竟一语成谶，成为他和许景煌飞行生涯的最后一个起落。

    重新起飞时，油门已开满好长时间，飞机还拉不起来，眼看就要冲出跑道了，才渐渐离地上升。转第一个弯时飞机还算正常，等转第二个弯时，飞机发动机突然熄火，螺旋桨不动了。不好！空中停车！这意味着飞机失去了动力，尤其对单发飞机来讲就是灾难性的机械事故。吉翔和许景煌都明白，此时应顺着飞行方向，利用飞机的余速迫降在田野里，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人员的生命危险，可前面就是铁道桥和凹凸不平的农田，这样降落飞机肯定会撞坏，这可是咱们的宝贝疙瘩，多少同志还等它训练呢！这时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保护飞机、飞机比生命更重要。于是就强行转向机场准备降落。但一切都来不及了，在飞机转弯时余速已消失，操纵系统顿时失去作用。飞机象脱了缰的野马，一头撞在洋灰钢筋的飞机堡上。

    轰隆，随着一声巨响，现场的人们都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常乾坤校长，王弼政委立即带着大家飞跑过去，事故现场惨不忍睹，飞机已经撞碎解体，两人浑身是血，一动不动。坐舱上的仪表碎片深深地扎在吉翔的脖子和胸口上，已经停止了呼吸，当场牺牲。许景煌被前仓风挡卡住了脖子，肿起老高。战友们一遍遍地呼喊他们的名字却毫无回应。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许景煌还活着！”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许景煌弄出来，紧急送往牡丹江医院进行抢救。

图为吉翔与他的战友，左一为吉翔

    在牡丹江找到一家日本人开的私人医院。医生看到抬来一个血肉模糊，深度昏迷的病人，草草检查了一下说：“不用住院啦，这人没希望了。”

    一听这话，校务主任李连富急了，立即问道：“他死了没有？”

    “还没有”

    “没死为什么不收？”

    医生摇摇头，耸了耸肩，悻悻地说：“收了也没用，迟早还是死！”

    这句话把李连富彻底激怒了。他嗖的一下拔出手枪，指着医生的脑袋，厉声喝道：“这个人今天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治不好拿你是问！”

    面对一群怒目圆睁的中国军人，医生害怕了。许景煌终于被抬上二楼病房进行抢救。校领导安排魏坚、谢挺杨和日本教官黑田的妻子，日夜轮流守护。

    整整三天三夜，许景煌终于醒过来，看到魏、谢两位同志在身边，艰难地问到：“吉翔同志怎么样？”

    “稍微受了点伤，很快就会好的。”魏坚安慰他说。

        “飞机肯定撞坏了，又少了一架飞机，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党。

    “飞机损坏不严重，已经修好了，同志们在天天飞呢。”

    “等我伤好了，我还想飞行，也不知道我的身体还能不能飞。”

    “你放心吧，医生说你的身体很快就会恢复，到时候我们一起飞。”

    魏坚同志善意的谎言像一股暖流，温暖着许景煌受伤的心灵，也坚定了战胜伤病的信心。看到魏坚熬红的双眼不禁回想起在抗大总校的一些往事，一股感激之情油然升起。

    一九三八年五月，许景煌在汉口考入国民党成都空军飞行军士学校第二期学习飞行。魏坚同志受地下党指派，也在该航校学飞行。在航校时，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一年后许景煌因思想进步，行为激进校方怀疑是共产党被学校开除，一九三九年六月与同被开除的同学张英一起奔赴延安。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审干时，许景煌被诬陷为国民党特务，由于张英在反扫荡中牺牲了。失去了唯一的证明人，许景煌有口难辩，被当成特务关在破窑洞里。恰在这时，魏坚出现了，他向组织如实反映了许景煌在伪航校时的政治表现，证明许景煌是一个爱国的进步青年，组织上还听取了另一位同学张守益的证词，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为他摘掉了戴了一年多的“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可以说魏坚在关键时刻两次挽救了许景煌，成为许景煌一生中最感激、最值得信赖的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