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床被子

　　1934年11月5日，中央和军委纵队及红军主力分三路，从湖南汝城南出发，沿大坪、新桥、界头、延寿等乡村进军宜章。这三路进军路线都在崇山峻岭中，沿途一山更比一山高，一山更比一山难。

　　红军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当时，蒋介石已经基本弄清中央红军主力突围的大方向是西进，与湘西贺龙领导的红军会合。因此，任命湘军头子何健为“追剿”总司令，指挥湘军和蒋系薛岳、周浑元部16个师，专门追击红军。红军在汝城遭到敌军的顽抗，迫于形势只好放弃汝城，翻过大山向宜章进军。汝城有一个文明乡，过去叫文明司。11月6日，红军先头部队进入文明司。11月11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给在文明司担任卫戍司令的李维汉发电，命令他率部继续钳制敌人，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前进。红军就是这时经过了一个叫沙洲的村子。

　　11月6日，三位女红军住进村里的妇女徐解秀家里。当天晚上她们四人一块睡在厢房里，盖的是她床上的一块烂棉絮和一条红军的被子。第二天下午，女红军要走了。为了感谢徐解秀，她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了一半送给她。徐解秀不忍心，也不敢要。三位红军说：红军同其他当兵的不一样，是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的军队，打敌人就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生活。

　　在她们互相推让的时候，红军大部队已经开始翻山。徐解秀和丈夫朱兰芳送她们走过泥泞的田埂，到了山边时，天快黑了。徐解秀不放心，想再送一程，因为是小脚，走路困难，就让丈夫送她们翻山。丈夫当时和她讲好，送红军翻山追上大部队后就回来。谁知道丈夫当天没有回来，跟三位女红军一样，从此没了音讯。年年这几天，她都要在与丈夫和女红军分别的山脚下等好久。

　　1984年11月7日，我在沙洲村见到了已经年过八旬的徐解秀老人。她问我：“你能见到红军吗？”我答：“能见到。”她说：“那就帮我问问，她们说话要算数呀，说好了，打败敌人要来看我的呀！”她说到这里，脸上已流下了泪水。

　　丈夫和三个女红军走了，徐解秀苦苦等了50多年。那间厢房的陈设也一直是原来的样子。徐解秀还记得临别前女红军对她说过的话：“大嫂，天快黑了，你先回家吧。等胜利了，我们会给你送一条被子来，说不定还送来垫的呢。”徐解秀抹着眼泪说：“现在我已有盖的了，只盼她们能来看看我就好。”

　　红军离开沙洲村后，敌人随后赶来，把全村人都赶到祠堂里，逼大家说出谁给红军做过事，大家都不说，敌人就搜家。女红军留给徐解秀的半床被子也被搜走了，还把她拖到祠堂里跪了半天。徐解秀说：“虽然那辰光为了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吃了点儿苦，不过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叫红军，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要给穷苦人半条的人。”

　　采访徐解秀老人后，我当即写了一篇文章《三位红军姑娘在哪里》。七天后，《经济日报》头版发表了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看完这篇文章的谈话：“悠悠五十载，沧海变桑田。可对那些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帮助过红军的父老乡亲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请罗开富同志捎句话：我们也想念大爷、大娘、大哥、大嫂们！”并表示：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徐解秀老人要找的三位女红军姑娘和她的丈夫。

　　后来我到北京，也跟这三位老红军汇报过。很多老红军都说，我们会继续找她，但是在找到她之前，你先代我们去送一条被子过去，感谢她当年对红军的帮助。可是，1991年当我拿着被子赶到这个地方时，老太太几天前已经去世了，所以我就跪在那里，我说：“大娘，我来晚了!”后来她的孙子告诉我，老人临走时还说：“你爷爷回来告诉他，不是我不等他了，我等了快60年了，每年都到山边去看，看不来，我不拿红军的被子都可以，他们肯定是老了来不了了。一定要把路修好，党和政府是最好的，一定要把这些话给后辈传下去。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

　　2005年我利用假期和报社的同事，又去给徐解秀老人上坟。到她房间的时候，她孙儿把当年徐解秀给红军烤衣服的火钳送给我。她留下这把火钳为什么，一个是为了想念，另一个是为了找当年的红军。

　　飞鸿借渡

　　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渡过的200米宽以上的大江大河有24条，其中红军浴血湘江，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红军毫发无损、飞鸿借渡的史实却并不为人们知道。

　　北盘江位于云贵高原向黔中高原过渡的斜坡地带上，是珠江水系中落差最大的河流。1935年4月16日，中央红军先遣团十一团的部分红军已在贵州省镇宁县六马坝草的花滩渡口过了北盘江。当时，中央军委给先遣团下达的任务是抢占贞丰白层渡口，并架设浮桥，保证大部队通过北盘江。而花滩渡口虽然占领了，大部队却无法动作：花滩渡口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峡谷，坡陡无路。即便偶见悬崖上挂着的小路，也是径悬磴仄，山复环耸。正因为此，红军几万之众不可能在此过了江，再一个一个地攀岩，而且火炮、驮畜等都无法运上去。

　　尽管如此，红十一团先机抢占了花滩渡口，总是一着好棋：占了渡口，有了落脚之地，就可接应前边去抢占白层渡口的部队。从花滩渡口往前，经孔明坟到了白层渡口。我看到，这里江面虽然宽阔，约有200多米，但两岸的悬崖深谷中，却有古人今人不断开凿出的通道。只要占了两岸渡口，就不愁千军万马在几天之内越过江去。

　　北盘江两岸岩石中白石居多，当地通称白层河。在白层渡两岸，这种地质地貌更是明显，当地人也就把这渡口称为白层渡。这个渡口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古有“黔桂锁钥”之称。

　　当时白层渡对岸的“锁钥”是敌人的一个营。按双方兵力对比，我红十一团拿下对岸渡口不成问题。问题是渡江强攻会耽误红军过江时间，还会岀现较大伤亡。而且，此刻被我红军逼在贵阳城里的蒋介石已有点清醒过来，催着滇军和中央军周浑元部加紧尾追红军。此刻对我军来说，争取时间就意味着胜利。

　　红十一团在团长邓国清、政委张爱萍率领下，一营作为先遣营于1935年4月17日凌晨（也有说是16日晚）就秘密地到达白层渡口的东岸一个叫攀枝花丫口的地方。部队一到，就在被树丛淹没的岩石上露宿；营长田维扬即刻派尖兵到渡口一个名叫王砥臣的家里了解白层守敌情况，不久就找到了船工周云先，随即叫一名群众乘周云先藏在河湾拐角多日的一条船，把红军写给对岸守敌的信送过江去。信的内容是告诫敌人让岀渡口，不得阻挠红军过江，红军只是借道，不会久留，否则毫不留情，统统消灭。

　　白层对岸敌营长名叫叶清文，这个家伙慑于红军声威，脑袋还有一点清楚。他早听说，几十万中央军都挡不住红军过乌江、赤水，自己一个营在红军面前可能算不上一个麻雀蛋，要是不自量力，非粉身碎骨不可；要是答应红军信上的条件，做得巧妙些，或许还可保住一条小命。叶清文思忖一番后，决定派副营长黄斗章过河和红军谈判。

　　谈判时间很短，干净利落，黄斗章答应全部照红军信上说的办，同时也战战兢兢提岀了一个条件：为了好向上级交差，请求红军像模像样地放一阵空枪，随后他们就撤走。红军答应了这个条件。等敌黄副营长回到对岸不久，我军的机枪朝对岸山头上空连发了几梭子，接着步枪也不断响了一阵。敌人也配合得不错，乱放了一阵枪，就撤出了白层。

　　红军随即乘小船渡江并迅速架好浮桥。不久，红军主力部队到达渡口，随中央军委源源过江，连续过了3天3夜。

　　50年后，我经过毛安寨时，老人们还在说：三国时孔明草船借箭，传扬后世；红军在白层用小船飞鸿借渡，天上还有“送行”的“礼炮”，应当刻个碑记。可惜这里实在交通不便，很少有文人涉足，故而这段精彩的战史一直鲜为人知。

　　弄染结盟

　　刘伯承与彝族头人小叶丹在大凉山结盟、借路北上的故事，脍炙人口，而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与布依族首领陆瑞光订立反蒋协定，给红军让道和引路，保护红军伤病员的故事，是红军长征史上又一段佳话。

　　红军与布依族头人陆瑞光订立反蒋协定的时间是1935年4月16日，地点在镇宁县乐纪乡弄染寨。

　　弄染是布依族群众的聚居区，坐落在黄纳河畔，西距著名的黄果树瀑布100多里。我在那里见到了陆瑞光的妻子罗凤岐，走访了当年订立协定的地方，也看到订协定后，李富春等给中央汇报的电报抄件。

　　电报是彭德怀、杨尚昆于1935年4月16日7时30分签发的，是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其中写道：“沙子周（沟）百数十里，有夷（即布依族）兵约千，有师团营组织，一首领名陆瑞光，我们已与其订立作战协定，反蒋（介石）、王（家烈）、犹（国材）国民党及苛捐杂税。留有一批伤病员，赠步枪三十六支，并留有一批工作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