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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征途中，红军战士龙开富是毛泽东的警卫员，除了保卫主席的安全，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当挑夫，把前敌委员会的文件和主席的文稿挑在肩头。一根扁担、两个皮箩是他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标配”，无论是爬雪山还是过草地，他始终秉持着“命在文稿在”的信念，最终把这些极为重要的文件和书稿安全地带到了陕北。
记者辗转沈阳、大连、赤峰三地，采访了龙开富的女儿、女婿及孙子，从他们的口中，挖掘出了这位低调的将军的不平凡经历。
饱受苦难 18岁参加革命
今年76岁的龙金明是龙开富的大女儿，退休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Ｏ二医院当医生，低调的她极少对人讲起父亲的事迹。
10月16日，在侄子龙钢的劝说下，龙金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回忆起父亲，龙金明尚未开口便红了眼眶。老伴谭皖生见状，急忙接过了话茬，他告诉记者，他和龙金明认识时间很早，二人不仅是同龄，而且一起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之后又一起到丹东五龙背做医生。对于龙开富的往事，龙金明了解的其实并不多。“她在父亲身边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小时候父亲忙革命事业，她和弟弟是在保育院长大的，很长时间都见不到父亲，一次父亲所在的部队路过她和弟弟呆的保育院时，竟然都没认出他们姐弟俩，大学毕业后又在外地工作。直到1971年，我们才回到父亲身边。”
“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时候，他很少讲起过去的事情。老人家一辈子严谨惯了，他不讲我们也不好问。”龙金明感慨地说，直到前几年，由井冈山红军后代组成的井冈儿女联谊会决定让每一个后代讲讲父辈的故事，他们才有意识地搜集了一下资料。
龙开富的孙子龙钢向记者展示了复印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档案馆的资料——龙开富同志的入党、入伍“历史思想自传”。通过这些资料和龙家人的口述，记者终于了解到了龙开富的部分经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龙开富的经历恰恰印证了毛主席的这句话。
龙开富本不姓龙，原名为谭罗仔，1908年农历二月初二出生于湖南省茶陵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家中没有土地，兄弟四人又年幼，父母只好终年在外劳动以维持生活，母亲积劳成疾过世，当时谭罗仔只有4岁。
此后，谭罗仔被过继给没有孩子的舅舅当养子，并改名为龙开富。在他15岁那年，舅舅又去世了。他为了生活只好跟着当泥瓦匠的爷爷走乡串县，做泥瓦工养活自己。
手艺学成后，日子渐渐好转，可这个时候爷爷又病死了，这给了龙开富很大的打击。几十年后，当他写“历史思想自传”时，字里行间依然透露出浓浓的悲伤：“这对于我来说是痛苦加痛苦的严重事件，自此我就没有任何亲人可依靠，完全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和亲人的教养。一个人孤苦伶仃生活在冷酷的世界里。”
龙开富深刻感受到旧社会的不平等，产生了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仇恨，总想有一天能够翻身得解放。
1926年，共产党人在茶陵乡村发动农民运动，策应北伐战争。当时18岁的龙开富看到了改变自己受剥削受压迫境遇的希望，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于是加入家乡的农民协会，开始参加革命活动。
他怀揣农会介绍信，四处寻找革命队伍
不过，参加革命之后龙开富并未能顺利加入工农革命军，其间经历了颇多波折。龙开富的二女婿赵延平也是在查阅了大量书籍和资料后，才弄清楚了龙开富在这一段时期的经历。
今年73岁的赵延平这几年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搜集整理岳父龙开富的资料上，并且每年都会作为龙家的代表，到井冈山讲老一辈的故事。记者联系上他时，他刚从井冈山回来。
赵延平说，岳父龙开富参加农民协会后，因为憎恨地主土豪，表现得尤为积极和英勇。
不料，正在工农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不久，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被杀害的革命群众达数万人，茶陵很多共产党人牺牲。龙开富被迫离开了家乡。
不过，龙开富的离开并非是逃亡，而是怀揣一份农民协会的介绍信寻找革命队伍。他首先想到的是去广东，因为当时的广东是大革命的策源地。可是当他到广州时，那里也是一片白色恐怖，共产党人遭到疯狂镇压。
龙开富又一路打工挣钱去了武汉。谁知到武汉时，正逢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他只好一边在车站、码头帮人挑行李谋生，一边打听革命队伍的消息。
在一次挑行李时，龙开富遇到了一位姓蔡的先生。蔡先生对他说：“不要到处去找了，现在到处都是这个样子。你就回茶陵老家躲着，一定会有革命军去的。”
当龙开富回到茶陵时，正赶上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攻打茶陵。他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心里有些害怕，就跑到茶陵东边的秩堂山里躲藏起来，靠打猎、挖野菜为生。后来得知是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他就从大山里跑出来，坚决要求加入工农革命军。
龙开富身材高大，会武功，为人忠厚，毛泽东看到后十分喜欢。考虑到身边缺少一名警卫员，龙开富还有农会出具的介绍信，毛泽东就将他留在了身边。
主席去哪里，他就挑着文稿跟到哪里
从1927年入伍到1945年离开延安到东北，龙开富给毛主席当了18年的警卫员。此间，他跟随毛泽东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上井冈山、进行三湾改编，经历了最为艰苦的长征。除了保卫毛泽东的安全，龙开富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当“挑夫”，为毛泽东挑文件。
当其他战士背着枪，拿着刀与敌人斗争时，一对皮箩、一根扁担成为龙开富的标配。毛泽东去哪里，他就挑着两个皮箩跟到哪里。
“那对皮箩一头装着前委的文件、印章和底稿，另一头装着毛泽东的文稿和书籍，可以说是当时前委的全部家当。”赵延平说。
龙开富深知这副担子的重要，所以无论情况多么危急，急行军多少里路，他始终与这两个皮箩形影不离。他甚至还曾挥舞着扁担上阵杀敌，竟然缴获了敌人的两支枪。
有一次，龙开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随三十一团一营前往茶陵高垅的谭延家收集报纸。中途，部队奉命折往江西的永新，长途奔袭赣敌，留下他一个人挑着六七十斤重的书报。他冒雨步行100多里山路，一直走了3天，才回到茅坪，没有淋湿更没有丢掉一份资料。
即便是在险象环生的长征途中，龙开富依然竭尽全力守护着毛泽东的书稿和文件。
长征中要爬雪山、过草地，很多时候挑着皮箩难以行走，龙开富就把毛泽东的书稿和文件打成一个包袱，背在身上。
“命在文稿在！”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龙开富挑着皮箩、背着文件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对龙开富说，你再找几个人，把中央文件、材料都挑上。于是，龙开富找了七八个人一起去背文件。可是到了陕北后，只剩下他和另外一个人，其余的人都牺牲了，很多文稿也丢失了，但他背着的毛泽东过去写的文稿，一样没有丢，全部带到了陕北。
长征路上，毛主席教他认字
沈阳军区后勤史馆收藏了龙开富当年的办公桌椅和一些书籍。从纸张的老旧程度可以看出，其中翻阅最多的就是毛主席著作。其中还有一本红色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毛主席语录中的话语。
其实，龙开富在长征前不认识字，为此还曾闹过笑话。
众所周知，毛主席一生酷爱读书。长征时期，虽然条件艰苦，毛泽东也不忘读书看报，一方面为了充实自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了解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因此，每到一个宿营地，毛泽东就让身边的警卫员帮他找一些当地的报纸或者书籍。
作为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员，龙开富对此尤为上心。一次，行军至四川一个村庄时，他主动请缨出去找书和报纸。
在村子里，龙开富发现了不少书本，他就找了一个袋子把书装起来，全部扛了回去。
看到龙开富背着满满一口袋的书籍，毛泽东很高兴，可当他打开口袋时才发现，这哪里是书，而是一堆账本。
毛泽东说了一句：“你这给我找来的哪里是书呀？”
龙开富有点委屈：“我也不认识字呀，我看到全是有字的本本，就以为是书呢。”毛泽东亲切地对龙开富说：“革命不光要会打仗，还要懂得马列主义，要懂得马列主义，就得学文化。”
自那以后，毛泽东只要有时间就教龙开富认字。由于长征路上条件艰苦，纸和笔极为缺乏，每走到一处宿营地休息时，毛泽东就用树枝当笔，在地上写字教龙开富。他还把香烟盒收集起来，裁成方块，叠在一起，每块纸上用毛笔写上一个字，教龙开富认字、写字和造句。有时候即使行军了一天，非常疲劳，但他还是会考查龙开富当天的学习情况。
学文化后来扩大到整个红军队伍。当时，参加红军的人多数是劳苦大众，很多人没有文化。在行军的途中，组织加强了对战士的文化培养，主要是以识字为主。
那时候，每名战士的背包后面都要贴上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汉字给后面的同志看。很多参军前没有文化的战士，在长征之后已经能认识很多汉字了。
长征胜利后，龙开富又先后到马列主义学院、中国红军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学习，这让他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
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龙开富把自己对党、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对领袖的无比忠诚完全融为一体，从不跟组织讲条件，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
长征“挑夫”精神代代相传
如今，龙开富用过的那对皮箩被安置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接受后人的瞻仰。但龙开富后代心中的那根扁担、那对皮箩一直扛在肩上，从没放下。长征“挑夫”的精神激励他们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努力挑好重担。
龙开富的孙子龙钢从小深受爷爷的熏陶，在大学还没毕业时，就跑去当兵，是目前龙家唯一的现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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