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抗战发生在1936年8月至12月间。绥远抗战的胜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昭垂青史。今天，当我们重温那段历史，依然心潮涌动，备受震撼和激励。

    共产党人领导百灵庙武装暴动

    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动“华北五省（冀、鲁、晋、察、绥）自治运动”，威逼察哈尔政府撤退察北沽源、多伦、宝昌、商都、赤城、张北六县的保安队，交出县政权，遭察哈尔政府拒绝。1935年12月9日，敌人在飞机掩护下，分途进攻宝昌和沽源，占领察北六县。日军在侵占内蒙古东部盟旗后，将魔爪伸向察哈尔、绥远等内蒙古中心地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纠合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李守信和王英等大肆扩充伪军，加速准备进犯绥远（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

    在绥远抗战爆发前夕，1936年2月21日在达尔罕草原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在中共西蒙工委书记乌兰夫的领导下，云继先、朱实夫、云蔚等组织发动打响了绥远抗击日本侵略的第一枪，体现了蒙古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强意志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国共产党建立蒙古族抗日武装奠定了基础。暴动队伍由1000人增加到1500多人，扩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三师，全力支持了绥远的全面抗战。

    红格尔图保卫战

    1936年5月，在日军的策划下，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自治政府”和伪“蒙古军司令部”粉墨登场。1936年8月，伪军李守信部2万人进犯绥东陶林（今内蒙古察右中旗），日军开抵张北，伪军另一个骑兵师进犯绥北百灵庙一带，阴谋侵绥。

    傅作义部彭毓斌骑1师和董其武第218旅驻防的红格尔图（今乌兰察布察右后旗境内）为绥东战略要地和绥远的门户。

    1936年7月底，伪军于志谦等部4000余人进犯红格尔图，傅作义命令师长彭毓斌、旅长董其武指挥第218旅一个团、骑兵师一部，与敌激战，毙敌350余人。战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派南汉宸带亲笔信给傅作义，极大地鼓舞了傅作义和驻绥部队。

    11月13日，由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指挥的伪军李守信、王英部5000余人再度进犯红格尔图。傅作义遂令彭毓斌为总指挥、董其武为副总指挥，指挥骑步兵师、第218旅与敌军激战，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敌人增加援军至6000余人，以日本新式大炮飞机等先进武器狂轰滥炸，傅作义部顽强抗击，给敌以沉重打击，阵地岿然不动，并击落日军飞机一架。

    17日夜，傅作义部一部包围红格尔图东北5公里之土城子的敌军指挥所；另一部在土城子以东设伏，截击溃退和增援的敌军。

    战至18日，傅作义命令两个团和一个炮兵营驰援前线。敌军也将兵力增加到7000余人。凌晨，傅作义部抢在敌军之前发起总攻，将敌分割包围，敌军仓猝应战，顽抗至拂晓，丢盔卸甲东逃。8时，傅作义部乘胜追击日伪军余部至察哈尔省境，战役结束。

    红格尔图之战以少胜多，捣毁日本特务机关及伪军王英司令部，毙伤敌1700余人，俘虏300余人，缴获大量辎重、机要文件和电台、密码本等，粉碎了日军侵占归绥（今呼和浩特中心城区）的企图。

    收复百灵庙之战

    百灵庙是绥北交通、商旅、宗教和军事要地。自德王投靠日军后，该地即沦为日军侵犯绥远的桥头堡，盘踞着日军特务机关、伪蒙军1个师，总兵力达3000余人，设防极为森严。

    红格尔图战役后，傅作义决定乘胜先发制人，发起百灵庙战役。以孙长胜、孙兰峰为前敌总指挥、副总指挥，以董其武部为总预备队。11月23日黄昏，傅部1个骑兵团、3个步兵团、1个炮兵营由归绥出发，冒严寒、踏积雪，秘密急行军，于晚9时许抵百灵庙附近。夜12时，傅部发起攻击，很快占领外围山头。激战至24日晨，傅作义部摧毁多处敌军阵地，攻占北山，袭毁机场，断其后路。8时许，敌军全线崩溃，败退大庙。此役，傅部毙伤敌军近1000人，俘虏400余人，缴获大量战备物资。

    12月2日，敌军纠集4000余人对百灵庙进行反扑，被傅作义部击退。此役毙伤敌军副司令雷中田以下500余人，俘虏200余。伪军4个旅反正，大庙收复。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日伪再不敢越雷池一步。

    绥远抗战的影响

    绥远抗战，是我国全面抗战前华北地区较大规模的一次战役。此战一扫之前弥漫国内的亡国论调，令全国人心为之一振。毛泽东在致傅作义的贺电中指出，“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肯定了绥远抗战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蒋介石也致电祝贺，称“百灵庙之收复，实为我民族复兴之起点”。彭毓斌、董其武、孙兰峰等5人还被誉为抗日民族英雄。

    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全国军民无不扬眉吐气，欢欣鼓舞，迅速掀起了新的抗日救亡高潮。贺电、锦旗从全国各地像雪片似地飞向归绥，热情洋溢地祝贺、慰勉和歌颂绥远抗战将士牺牲救国的精神。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和援绥运动也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何香凝出资购买药品，黄炎培携巨款至绥，陈嘉庚捐献巨资。抗日救国会向全国民众发出捐献“一日所得”援绥的号召；全国大、中学校开展捐薪一日，节食七日或绝食一日，将伙食费捐献；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发起捐献“万件皮衣”运动，等等。据统计，全国各界捐款达300余万元之巨。全国各地爱国团体纷纷派出慰问团、看护队、服务队、宣传队、演出队来绥劳军。一时间，归绥成为全国爱国人士的聚集地。援绥运动涉及阶层之广，参加人数之众，社会影响之大，为抗日战争史上所罕见。

    绥远抗战的胜利，也深深地触动了张学良。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援绥请缨抗敌书》，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12日共同兵谏蒋介石，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促进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绥远抗战，挫败了日军侵占绥远进而西进的图谋，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激发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情，增强了救亡图存的信心。

    各族人民并肩作战

    1936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占领绥远的战略企图，绥远部队以“守土有责，不可坐视”的决心坚决抗战。傅作义对部队官兵秘密进行爱国和抗战教育，印发抗战读物，鼓励官兵同仇敌忾，树立必胜信心和决心。“誓保国土，以尽责任，决心牺牲，以雪耻辱”成为训练口号，激励斗志。正是因为拥有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战斗在第一线的官兵才不惧强敌，不畏险阻，不怕牺牲，敢打敢拼，奋勇杀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