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和准则，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47年统一规定、重行颁布的。从历史上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蕴含着深厚的伟力与魅力。

　　人民军队创建之初，为了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毛泽东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有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历史源头和最初版本，《毛泽东选集》中有一段介绍：1928年春工农红军在井冈山的时候，规定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夏提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被称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29年以后，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六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从而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经提出，就深深教育了红军，成为人民军队纪律建设的基本原则。在中央苏区以及在当时各苏区根据地，它作为红军的纪律广为传播。例如在鄂豫皖苏区传唱的《红军纪律歌》，歌词就包含着其中具体内容。1931年9月，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欧阳钦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还特意列举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内容。

　　纪律严明既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1927年当毛泽东走上井冈山、选择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时，首先要解决好的两个问题，都离不开严明的军队纪律作保障。一个问题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农民群众，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建立一支有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实现这一目标靠什么？一条是靠坚强的政治思想领导，另一条就是靠铁的纪律。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深刻地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他剖析了当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具体表现及其根源，强调要彻底纠正，必须“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再一个问题就是要处理好红军和群众的关系，完成我军既善于打仗又善于发动群众、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革命任务。毛泽东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以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各项重大的任务”。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同样离不开严明的军队纪律特别是群众纪律。

　　在最艰苦卓绝的长征中，红军纪律极为严明。虽然斗争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异常，时常忍饥受冻，但红军指战员始终对群众秋毫无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不懈的纪律教育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切实可行的纪律规定，红军在长征途中表现出革命军队的优良作风和纪律风范。红军长征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有不少穷苦的少数民族青年积极参加红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亲眼目睹了红军和旧军队纪律的截然不同，由此认定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这样的军队才是真正有希望的军队，正如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所说的，“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严明的纪律比讲千言万语都更能打动群众、说服群众。毛泽东指出：必须看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能否胜利，就看我们能否团结中国的三万万六千万农民，实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就要坚持这个原则，经常说服我们的同志，一次说服不了，二次再说，要经常讲。要告诉大家应当怎样去做，多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朱德曾说：“我们创造了新的革命军队，还创造了新的革命纪律。这就是著名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这些制度起了很大作用，使我们的军队能够自己管理自己，并受到老百姓的敬重”。当初，我们党和红军就是靠着坚定的理想和铁的纪律，深入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号召起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投身到革命的滚滚洪流中，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去争取革命的胜利，红军和人民群众形成了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坚持了下来，不断发展壮大。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加强全军纪律性，修订和重行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训令要求各地各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为什么要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方面是由于其“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故作统一规定；另一方面是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发展提出的要求。和训令同一天发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指明了这一点。宣言首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革命口号，号召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担负起“我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同时“必须提高纪律性”，“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

　　当时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历史时期。解放战争进行了一年有余，随着各地军民奋勇斗争，到1947年下半年时国共两军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此刻起解放战争进入关键性的下半场。人民解放军在相继打败了数百万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后，终于赢得战争主动权，开始转入战略进攻。在这一背景下，解放军各部之间的统一指挥、密切配合问题，新解放城市和地区部队政策、纪律执行问题，对待俘虏政策、纪律执行问题等，都需要进一步加强，才能满足革命形势由老区向新区、由农村向城市、由局部向全局迅速铺开所提出的要求。

　　“行百里者半九十”。怎样才能迈好通往全国胜利的最后关键几步？毛泽东敏锐地找到了一把钥匙——纪律建设。他认为：“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最后和最有决定性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使党的干部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就是要使党的政策在全党更能统一贯彻，就是要克服党内思想上的经验主义倾向和组织上的无政府无纪律倾向。”在全党方面，毛泽东建立起严格报告制度，强调“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并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检讨活动；在军队方面，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深入三查三整，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加强军队纪律建设。这些举措取得了巨大成效。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长期教育熏陶下的人民军队，涌现出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人物、事迹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长期教育熏陶下，人民军队在不同时期涌现出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人物、事迹。解放战争期间就发生过一个突出的事例。 1948年11月8日，东北野战军负责同志在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报告里，详细汇报了所属部队纪律情况，其中提到部队路经锦州某地看到大批苹果，“战士一个未动”。“锦州苹果”故事从此广为流传。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还特别提到这件事，他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有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不仅在锦州，攻入天津时，解放军战士不起伙，只吃自备干粮，多数人连咸菜也吃不上，对群众所送饭菜一概谢绝。广大群众深受感动，有的热泪盈眶，连声说：解放军好！共产党好！毛主席好！

　　类似体现人民军队性质和宗旨、代表人民军队形象的事例还有很多。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深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熏陶，所以能够无敌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