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会师于井冈山，成立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

    在红军部队的休整中，毛委员向部队宣布了：“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收缴获要归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三大纪律。重申不杀俘虏，不搜俘虏腰包，优待俘虏的政策以及城市政策等。整训时是用民主方法，走群众路线，发动战士整顿纪律。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利用士兵委员会协助维持纪律。

    在井冈山时期，我的父亲刘型是亲耳聆听了毛委员的讲话并且铭记在心。毛委员说：我军如没有纪律，几千人有几千条心，不是一条心，那是不行的。军阀的军队没有纪律，乱拿群众的东西，群众便会拿起扁担锄头来打他们。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决不允许乱拿群众的东西。

    父亲在红军时期是党代表，他坚决执行我党的严明军纪，在部队中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长征途中，当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红军部队分为左路军、右路军。经朱总司令提议，父亲被调到四方面军政治部任巡视员。左路军进入草地后，张国焘以嘎曲河涨水无法前进为由，反对红军北上，并打电报给中央，要右路军南下，朱德、刘伯承等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耐心地坚决的斗争。

    父亲在四方面军期间，1936年3月任军事裁判所所长，4月任敌军工作部部长。他经常向周围的同志介绍毛委员、朱总司令创建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指挥红军粉碎敌人的几次围剿，介绍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政治工作经验，他说毛委员在井冈山领导的正确。父亲的宣传对一、四方面军之间的互相了解和竭诚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却遭到张国焘的嫉恨，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在甘孜被张国焘撤销了敌军工作部部长的职务，派到二方面军当收容队长。父亲无论职位高、底，他都是坚定地跟着红军继续前进。

    1936年9月，二方面军到达甘南，父亲被调任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十分重视政治思想工作，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湖南省军区副司令曾庆凡

    长征时二方面军到了甘南，过了渭水河，据湖南军区副司令曾庆凡叔叔回忆：“我还记得，过了渭水河，当时没有找到房子住，就住在一片梨树底下，梨子结的又大又多，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梨树。大家又累又饿就想摘梨子吃。刘型部长到处喊叫：大家不要乱吃老乡的梨，要注意群众纪律，维护群众利益。嗓子都喊哑了。在那种情况下，部队买不到吃的，无法制止大家，梨是吃了一些，我也吃了。刘型部长和李贞大姐却以身作则，一口梨都没尝。事后，刘部长要求各单位写好条子，把钱款捆在树支上。第二天我们走了四十里，还有一大片梨林，刘部长又做工作。过后，以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和主任朱瑞、刘型部长、及民运部副部长颜隆茂等负责同志又专门去向老乡道歉并由供给部补偿吃梨损失。这件事受到任弼时政委的表扬。”

    红军在长征途中，没有房屋宿营，为了不打扰老百姓，他们在野外宿营。实在买不到粮食时，经研究，允许有计划地摘一些梨子，父亲要求各单位写明数量，按价把应交的钱捆在树枝上，作为摘梨子的付款，这件事在当地被群众传为佳话，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红军一切为群众的利益着想、红军严明的军纪在老百姓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记忆，老百姓知道了，红军是为广大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军队呀！是人民自己的部队呀！

    红军的优良传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八路军中、在人民解放军中继承着、发扬着。

1944年11月1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延安的飞机场检阅南下支队

    1944年在延安，毛主席有一个大手笔，要将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为解放全中国做准备。我党中央组织了“南下支队”，王震是司令员，王首道是政委，我父亲刘型是政治部主任，南下支队的任务是：要从延安打到广东和东江纵队接上。1944年11月1日，在延安的飞机场，毛主席、朱总司令检阅了这支部队，过了几天南下支队就出发了。

    1945年9月南下支队冲过顽军的阻击，经左安、七岭，回到了阔别16年的井冈山，在转战途中，父亲碰到一位老婆婆，老人注视着他，热情地问：十七年前是你在我家门口放过哨吧！父亲点头微笑，老人高兴地把他请进屋里，拿出藏了多年的老窖酒，一定要他喝。并说：“你这个大个子，对我们老百姓真好，我一直盼望你们早点打回来啊！”十七年前，我父亲是红军中的党代表，他常替战士站岗，并做群众工作，群众对他的印象极为深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9月南下支队在八面山北返途中，实在找不到群众，因无炊粮而刨了农民的白薯，部队要出发了，无法当面给农民交钱，庐山管理局的党委书记、江西省法院副院长老红军马廷士叔叔回忆说：“刘型主任给大家出了个妙法：他提示大家将吃掉的地瓜，按价写个说明，将钱包好捆在地瓜藤上，埋在原位”，据掉了队，又赶回来的战士说：当地的老百姓回来时，发现了八路军还的钱，都欢欣鼓舞，他们互相传颂着：“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真是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