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我的父亲——刘型，考入黄埔军校6期（武汉分校），1927年中秋节时，参加了毛委员领导的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于1928年4月率萍醴游击营80多人50多条枪上了井冈山，找到了毛委员。毛委员与他谈话，说：31团1营1连的党代表黎育教要调酃县工作，你来接任这个连党代表吧。父亲虽然在黄埔军校是学军事的，但党叫干啥，就干啥！从此，父亲在红军中担任起了党代表的职务。

    父亲作为红军的党代表，最突出的就是，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战友、爱护战友、甚至用自己的生命保护战友。他有一句至理名言：“爱护战士，就是爱护革命！”，他把战士和革命联系起来，把爱护战士和爱护革命等同起，他实际在红军中执行的是以红军战士为本，也就是现在常讲的要以人为本呀！

曾敬凡

    （1）.爱护战士【曾敬凡回忆（湖南省军区副司令）】

    1930年，反围剿作战中，刘鹤孔刚参军，年龄小、体弱，行军时掉了队，他心里很焦急，父亲知道后，自己与部队步行，让饲养员带着马去接掉队的刘鹤孔。

    1936年9月，二方面军到达甘南后，父亲任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他看组织部青年干事曾长久（曾庆凡）生了病，便把牲口让给小曾，自己徒步过河。部队快到河防镇，父亲马的饲养员“打摆子”，马背也受了伤。这时候，部队突然接到命令。为了照顾饲养员和牲口，他自己背着马鞍子跑了二十多里路。战友们跟他开玩笑时说：是你骑马呀，还是马骑你呀？

    在草地上，父亲给昏迷的战友喂粮食，战友醒来后，父亲把自己的粮食分给他一半（我们没有记住他的名字）。

    父亲每次分到的物品、分到的肉，他一定要送到战士手中，他外出，买了猪肺，做熟了要给伤病员送去。他常说：“爱护战士，就是爱护革命！”

刘鹤孔

    （2）.救命之恩【刘鹤孔回忆（空军少将，中纪委委员）】

    1930年10月红军打下吉安，父亲发展了16岁的刘鹤孔等一批十几岁的年轻人参加了红军。

    1930年11月，不巧，赶上红军肃反扩大化，赣西南地区参加红军的干部被怀疑成“AB”团的人随时都可以被抓起来，甚至被枪决，致使一些优秀的红军干部、战士被错杀。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对此，父亲非常气愤和痛心，与这种错误倾向，做了坚决的斗争。

    打“AB”是受苏联共产党肃反扩大化的影响，我们年幼的红军也犯了错误。有人怀疑刘鹤孔是“AB”团，要抓起来杀掉，父亲说刀下留人，没有根据不能乱抓人，他亲自调查刘鹤孔参加红军前、后的表现，在团党委会上为他据理力争，最后父亲急了，甚至拍桌子说：他连“AB”两个字都不认识，怎么是“AB”团呢？当时，保别人不是“AB”团，自己有可能被当做“AB”团杀掉，父亲是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战友。

    《刘鹤孔画传》中写道：“在刘鹤孔的人生道路上，刘型是一位老首长，一位重要的长者。刘型不仅是刘鹤孔参加红军的引路人，同时以高度的责任感与“左”倾路线斗争，挽救了包括刘鹤孔在内的一批红军干部和战士的生命。”，解放后，刘鹤孔叔叔到家里来看望我父亲，他带着感激的心情提起往事，我父亲只是淡淡一笑就过去了。

    刘鹤孔的儿子说：是刘型伯伯把我父亲从要被枪毙的队伍中救出来，没有刘型伯伯，就没有我们一家人！

何辉

    （3）一条粗毛毯【何辉回忆（海军少将）】

    1936年二方面军到了宁夏，与一、四方面军汇合，12月初在山城堡消灭了胡宗南三个旅后，部队在洪德城修整。严冬，战士们穿着单衣，房屋无门、窗。统战部的何辉与小通讯员失散了、行李也丢了，晚上何辉弄点荞麦秆铺在炕上，父亲看到他没有铺盖，非常困难，就马上把自己舖的一条藏民粗毛毯送给何辉。解放后，何辉叔叔回忆说：这条毛毯才二尺来宽，三尺多长，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刘型帮助了我，使我完成了战斗任务，战友之情温暖了我的心，我一直珍藏它，可惜在一次战斗中被烧毁了。解放后从我的手上发过许多东西，我都记不清了，但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是，刘型同志送我的那条粗毛毯！

李雪三

    （4）.一双草鞋【李雪三中将的夫人柏曼清阿姨讲述】

    2008年我陪母亲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春节团拜会，在会上遇见了，李雪三中将的夫人柏曼卿阿姨，她给我讲述了红军长征时期的故事。

    柏曼卿阿姨说，刚准备长征时，李雪三在生病，打摆子、发高烧、忽冷忽热，是刘型说：“李雪三打仗勇敢、不怕死、有文化、会宣传，一定要带上他。”长征中，刘型找了4个民工，用担架抬着李雪三前行，李雪三看见别的战友都自己步行，唯独自己躺在担架上，他不忍心。李雪三病好一点，就一定要自己走，刘型又给他找了2个民工，搀扶着他走，他后来就能自己走了。

    柏曼卿阿姨还说：解放后李雪三经常带我去看刘型部长，我不理解说：“你们一个在部队，一个在地方，为什么要常去看望刘部长？”李雪三说：“在过草地时，我的草鞋走烂了，脚也走烂了，很难完成长征的任务，是刘型从我的身边走过，看见我的狼狈样，立刻从怀里拿出一双草鞋，送给我，他也没有多余的草鞋呀！就是这一双救命的草鞋使我完成了长征的任务！现在解放了生活好了，难道我们不应该经常去看望刘部长吗？”。

    当柏曼青阿姨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去世27年了，李雪三中将也已经谢世了，在我父亲去世27年后，还有人在讲述刘型的故事，讲述着红军战友之间深厚的阶级感情的故事，我真为情深似海的战友之情而感动！

    李雪三中将的儿子对我说：是刘型伯伯救了我父亲的命。

袁血卒

    （5）.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巧遇刘型同志 【袁血卒回忆（民政部副部长）】

    1937年12月，父亲从延安出差到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口看见衣衫槛褛、冻得发抖的原红五军团十五军一三一团团长袁汉澄（袁血卒），一问才知道袁到上海搞地下工作不幸被捕，在杭州坐几年牢，他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第二次国共合作后被释放，他厉经万难，要饭来到了西安，要求去延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人员，以情况复杂未与受理。当时，父亲找办事处的熊天荆大姐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袁汉臣（袁血卒）作证、担保，使袁汉澄来延安。刘型去世后，袁血卒叔叔回忆说：是刘型同志把我救了，“救苦救难，观世音”，使我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袁血卒生病住在北京医院，我的侄子刘焱在北京医院当主治医，刘焱到病房去看望袁爷爷。在他病危昏迷时，袁血卒的家属，趴在他耳边说：“刘型的孙子来看您了。”袁血卒叔叔听到刘型两个字，立刻睁开了双眼，紧握来人之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