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和平年代，“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无忧无虑、开心快乐的日子，但对年逾８旬的刘振魁、朱磊、陈振民、郭学哲等老人来说，他们的童年或多或少是在抗日敌后战场勇敢地抗击日本侵略者。

    为何从军：“要活着，就得参加革命”

    １９３０年出生在山西吕梁太行山区孝义县司马村的郭学哲，７岁那年时逢“七七事变”，目睹日军残暴行径的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加入村里的儿童团，与团里的五六个少年一起站岗放哨。郭学哲说，日本军队无故开枪将他的二舅打伤，他从小就对日军恨之入骨。

    同样是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后，年仅１４岁的朱磊毅然离开河北定县老家，加入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的八路军。“不当亡国奴”成为他最初的参军动因。

    １９３８年，抗日的烽火已经燃遍燕赵大地。恰好八路军１２９师到栾城征兵，１６岁的刘振魁报名参军成了一名“红小鬼”。记者采访时，祖籍河北省栾城县的老人刘振魁侃侃而谈：１３岁起他给地主家当童工，一直干到１６岁，“要么给地主当童工，被‘砸明火’（夜间抢劫）时可能就没命了，要活着，就得参加革命。”

    １９４２年，河北唐山的陈振民正在上小学五年级，有一天被告知学上不成了，因为日寇把学校抄了。１３岁的陈振民面对两个选择：回家务农和投身抗日！他选择了后者，成为一名“小八路”。８６岁的陈振民如今已是四世同堂，看着自己１０岁的重孙，老人感慨地说：“现在的孩子多幸福，当时是全民抗日，我１０来岁时，已经跟着母亲化装送情报了。”

    现实中的“鸡毛信”

    对很多人而言，影视作品中小八路为八路军传递鸡毛信、送情报的剧情已经十分熟悉，对现在的孩子而言，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这些老八路回忆自己的童年，却充满自豪。

    ７岁加入儿童团。１９４４年，当时在娄德一家酒店做工的１３岁的郭学哲被正式发展为八路军的地下交通情报员。郭学哲说，“当听到‘你已经是八路军的交通员了，就是小八路啊！’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初，郭学哲接到党组织下达的任务，前往泗水县窑山村土地庙送情报，经过３０多里路，就在他即将入城时，日本宪兵队开始对出入城的百姓进行搜身检查。当看到年仅１４岁的郭学哲时，一名日本宪兵吓唬他：“我看你是小八路！”郭学哲没有惊慌，沉着应对,安全地将情报送到指定地点。

    通过在酒店做工的机会，机敏的郭学哲发现了不少重要情报，驻娄德日本宪兵队的王翻译在郭学哲做工的酒店喝酒，跟人聊天时透露盘踞在娄德镇的伪警察所有８名伪军、８支步枪的信息，被有心的郭学哲迅速传递给武工队，这个伪警窝点后来被端掉。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徂徕县武工队１０人在泗水县宫治成酒店被敌人团团包围，生死关头，郭学哲将１０名武工队员打扮成酒店蒸酒工人的模样，成功地从后门逃出敌人的包围。

    那些鲜血染红的地名

    在采访中，这些当年的小八路感慨万千：自己是幸运者，而更多的人血洒疆场，没能活着看到抗战胜利。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的一天，刘振魁接到命令，一支日军部队攻占河北临城县，“上级首长要求我们一定要消灭这批鬼子”。刘振魁所在的连队是冲锋连，“我们扔掉行李，只带上必要的武器，急行军跑了１２里地。”刘振魁说，当他和战友们冲进日军营房时，“鬼子还在睡觉，裤子都没穿就往外跑”。在一片喊杀声中刘振魁打死一名日军，“这时候有个鬼子朝我扔了一枚手榴弹”。他立即捡起来扔了回去，炸死了一个鬼子指挥官。

    在参加的大大小小战斗中，胡家楼突围战让陈振民最为难忘。１９４４年，他们从玉田出发到胡家楼那天，３００多人被４０００多名敌人包围，部队分三路突围。陈振民说，很多同志都牺牲了，“当时一颗子弹擦腰而过，我逃过一劫。”

    与白求恩等人的交集

    这些小八路曾与不少著名人物有过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