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资料图）

    穷人家的孩子考第一

    姚桐斌1922年出生在江苏无锡黄土塘镇，读完小学后，由于家境困难，父亲不想让桐斌继续读书，可是校长十分喜欢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数次来到姚家劝说：“像这样好的学生实在可惜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终于同意让桐斌上无锡县中学。

    上中学后，家里的开销更大了，桐斌不得不辍学。父亲给了他一点资金，让他在镇上摆个小摊，卖点香烟、火柴、袜子等日杂品。两年后，他带着一点点积蓄来到上海读高中。由于缴不起住宿费，他只好睡在教室里。

    此时，上海和无锡都先后沦陷。桐斌不愿生活在日寇的铁蹄下，便瞒着父亲，和四位同学越过日军的封锁线。1939年他终于到达江西省吉安县，考进了国立十三中的高中部。

    桐斌读书十分用功，毕业时，在江西全省会考中，取得个人总分第一名。

    桐斌报考了五所大学，均被录取，他选择了当时迁往贵州平越的交通大学。

    桐斌上大学时勤工俭学，为校方做些打扫试验室、分发邮件等工作，还为一名高中毕业生补习物理，以补助生活费。1945年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1946年桐斌参加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公费留学考试，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桐斌看中了工业革命的故乡——英国。

    欧洲十年

    伯明翰大学于1947年秋迎来了一位高高瘦瘦的中国青年——姚桐斌。他选择了在工业冶金系攻读博士，师从国际铸造学会副主席、伯明翰大学终身教授康德西博士（V·Kondic）。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垮台，1949年桐斌已没有公费，只好把两年的费用匀作四年使用。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桐斌仍然于1951年获得冶金学博士学位。

    1952年1月，桐斌在英国伦敦帝国科技学院任实习指导员，并继续深造，1953年即从该学院毕业，并获又一学位，同时还在该学院任教和做研究工作。

    在英国留学时，桐斌组织参加了进步的“中国科学者协会英国分会”和“中国留英学生总会”的工作并担任过留英学生总会主席等职务。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桐斌和海外留学生激动万分，他们向国内发了热情洋溢的贺电，并得到了回电。

    作为学生会主席，桐斌到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宣传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情况，这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注意（英国当时未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一天，桐斌接到伦敦警察厅（Scotland Yard）的通知，要他限期离开英国。这时，世界首席铸造学教授，依·皮沃斯基（E. Pivowarski）听到此事，邀请桐斌去联邦德国亚琛大学工作。

    1954年初桐斌即赴亚琛大学报到。他扎实严谨的学术基础和工作作风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亚琛大学期间，桐斌写过多篇关于金属粘性及流动性的论文，并自制仪器研究金属粘性，他的工作获得了好评，被好几个国家的大学邀请讲学。但是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宣传社会主义祖国，他要让人们在了解他的学术观点的同时也了解新中国。在此过程中，桐斌自己也受到了强烈的感染，受到了党的教育，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十二名大学生起家

    1957年底回国后，北京钢铁学院、清华大学和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都希望桐斌能去他们那儿工作。但后来，聂荣臻元帅通过国务院专家局，指名要桐斌到成立不久的导弹研究院（即国防部五院）工作，负责筹建一个研究所。

    桐斌来到了第五研究院的材料研究组（后来扩建为研究所）。那时该组只有12名大学毕业生。每人一张三屉桌，除了一台ROW立式金相显微镜外，没有其他仪器设备。当时有人问这位归国专家为什么要到这么一个小单位来工作，为什么不去大学当教授或去做更重要的工作时，他回答道：“我回国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把学到的知识贡献给国家建设。因此，我愿意在基层做一些具体事情。愿意同大家一起，为我国火箭上天贡献力量。”

    七〇三所的任务是研制火箭材料和工艺。一枚火箭有很多分系统，每个分系统又有数以万计的元器件、零部件，因此火箭材料成百种，上千项，包括金属、非金属、有机材料、无机材料，等等。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材料工业水准不高，连一些低合金钢都生产不出来，更谈不上航天材料了。因此，火箭材料的研制均是从零开始。

    在研制出这些材料及其相应的工艺后，还需要对这些材料进行接近火箭使用条件的试验，如高温、超低温、振动、密封、烧蚀、腐蚀、老化等，其工作之艰难可想而知。

    七〇三所后来调来一批大学毕业生和一些留学苏联的博士生，但是他们实际工作经验不多，为了帮助这些工程技术人员成长，桐斌付出了巨大精力。他亲自讲课、指导，还从外单位请专家来传授知识。冶金界的元老李熏博士和两院院士师昌绪先生就到七〇三所讲过课。

    桐斌要求技术人员做完实验，必须写详细规范的科学技术报告，他亲自审阅七〇三所的每一份报告，并作批改。一位高工满怀深情地回忆：“姚所长对我们的报告看得可仔细啦！技术方面不必说，哪怕错了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也都改正过来。我至今还珍藏着姚所长在我一份报告上的批示。”

    研究=re + search

    为了培养这些科研人员，桐斌写了一篇文章《研究工作方法》。钱学森对此文非常赞赏，评价极高，认为此文对整个导弹研究院的科研工作有重大的指导作用，推荐在院刊《研究与学习》上发表。

    《研究工作方法》一文强调要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树立和培养科学的态度、作风、秩序和程序。文章指出：在进行任何一项研究工作之前，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有调查研究，有科学分析，有作业计划。在研究过程中，试验要系统地进行。试验后，要有分析、总结，找出规律和写出科研报告。

    在关于试验研究阶段的论述中，桐斌特别强调两个环节：

    一是要认真细致追寻重要线索，解决主要矛盾。什么是研究，他风趣地说：“在英语中，研究（research）一词的词根search,意为寻找；词头re,意为重复。可见，研究的过程就是反复寻找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只有弄清难题所表现的各种现象，才有可能找出主要矛盾，使难题迎刃而解。”二是要有条理，一丝不苟。

    桐斌还特别指出：“在报告的附录里，应将参考文献的名称、作者、来源等按照引用的先后次序列出，其顺序号应与文中引用时附注的顺序号相符合，以便阅读者可按参考资料来源寻找原文。”“在编写研究报告及技术文件时，应保持客观的科学态度和诚实的作风，凡引用别人的论着时必须加以说明，自己的意见必须与别人的严格分别开来。”他还要求各级技术领导对于重要的文献资料依据，必须亲自复查。

    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至今被许多同志视为“仍在熠熠生辉”的“宝贵的知识和精神财富”的这篇文章，在“文革”中竟然被当做毒草来批判。但是沧海桑田，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2000年，七〇三所将此文精印成册，作为必读的教材发给该所新来的科研人员。

    预研课题80%用上了

    桐斌主张有计划按比例地安排当前研究和预先研究。他认为材料研究应先于火箭设计试制，不仅应考虑现有型号的火箭材料，同时应开始为新型号的火箭材料作准备。

    桐斌列举了当时苏联和美国火箭技术发展的经验后说，研究与发展所需周期较长，设计与生产所需周期可大大缩短。因此，桐斌主张加强预先研究，要有技术储备。

    桐斌多次强调预先研究的重要性。他多次以开饭馆为例向所内人员说：“设计人员好比顾客，他点一道菜，你说，我还不会做哪！我还要去买肉、买菜、养鸡下蛋，那怎么成？你这个开饭馆的必须事先摸清顾客想吃什么，事先准备好肉、菜、蛋，事先学会怎么炒出来。这样顾客点了这道菜后，你不就马上能够拿出来了吗？”

    从1961年到1964年，七〇三所共开展了500余项课题研究和技术攻关，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打破了外国的技术封锁。

    桐斌领导和指导高温钎料合金的研制和钎焊工艺课题并以钎焊结构取代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老式结构。他领导研究的钛合金高压容器一直在我国历代航天产品上得到广泛的应用，对减轻火箭结构重量，增加卫星有效载荷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主持了液体火箭发动机材料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的研究并将其成果应用到火箭型号的研制工作上，对火箭部件的设计，选材和制造起了指导性的作用，为我国火箭及卫星研制提供了材料保证。

    20世纪80年代曾做过一个统计，当年桐斌主持提出的预先研究课题，约80%已用在火箭型号上了。

    血洒“六·八”

   1968年6月8日，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中，永志不忘。那时在大学教书，星期六，是我回家的日子。一周来，我天天盼望回家。每个星期一，一到学校，我就开始在日历上，一天撕掉一页，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六，我可以和桐斌见面了，万般情意涌上心头。桐斌一定也是翘首以待，盼望着我们六天一次的相聚。吃过午饭，我急急忙忙地离开学校，两个多小时以后，我终于挤上了从永定门往南开的公共汽车，急急忙忙往家赶。

    我们的家在35栋三楼，一走进过道，就是一个客厅，一个长沙发背靠窗，面向门。桐斌总是让客厅的门开着，坐在沙发上。这样，我一到家，他就可以看见我了。

    到了楼下，我快步往上走，满怀希望，“现在已是5点多了，也许桐斌已下班，在沙发上等我”,想到这里，我三步并两步地往上跑。当我登上三楼时，家门忽地打开，我家的保姆啜泣着对我说：

    “姚所长……被人打死了……”

    “什么？你说什么？”

     感到一阵眩晕，听不懂她的话，站在门外一动不动，任由手袋掉在地上。

    天哪！这不可能是真的！绝不可能！这只是一个可怕的梦魇。

    三个惊恐的孩子跑过来拉住了我哭成一团。她们扶着我进了客厅，一见桐斌，我便猛扑过去，只见他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白衬衫血迹斑斑，灰裤子上也是污血和脏土。由于他个子高，两只脚伸在长沙发的扶手上，一只脚穿着袜子和布鞋，另一只脚光着，没有鞋袜。桐斌的头在沙发另一端的扶手上，玳瑁眼镜不见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面对着这令人心碎的景象，我终于醒悟到，这不是噩梦，而是残酷的现实。

    这几天桐斌在家休息，每年5月他就患花粉过敏症，鼻涕眼泪的，不停地打喷嚏，还发烧，医生为他打了针，让他休息。

    我向桐斌建议，到我们学校去避几天，那里离中医院近，不如去医院检查一下，也许中医对这种过敏症有治疗办法。但是，桐斌不同意，说是6月初有一个重要会议，只要能起床，他必须去参加。后来，桐斌还是带着好些条手帕，抱病去参加了会议。

    6月8日早上，桐斌手提一热水瓶开水，骑着自行车，按时上班。一进办公室，他就开始擦桌子，扫地，泡上一杯茶，然后静下心来办公。

    快12点时，桐斌收拾办公桌上的书籍文件，准备回家吃午饭。这天去办公楼上班的人不多，有两位七〇三所的工程师，见到桐斌，急忙打招呼：“姚所长，您还在‘抓革命、促生产’啦！外面都有人在武斗了，您还是等一等，先别回家。”

    “谢谢你们的好意。上午我只批完了一个技术报告，吃完饭还得回来接着干。再说，武斗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现在七〇三所仍然保存着桐斌于1968年6月8日在技术报告上的批注，这是桐斌最后一次签写他的名字，竟成为他的绝笔。

    一进家门，孩子们立即围过来，“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啦！”桐斌洗完手，亲了一下跟在后面三岁的小女儿，抱着她走进饭厅，还未坐稳，传来一阵粗暴的捶门声。

    “开门！开门！”

    咚咚咚！“到底开不开门？”

    正当桐斌走到门边时，门已被钢管砸开，一伙人冲进来。

    “请问，你们找谁？”

    “妈的，找的就是你。干嘛磨磨蹭蹭不开门？”

    接着一阵噼啪的耳光。

    暴徒们骂骂咧咧地将桐斌连拖带推地架下楼去。在楼门前，一个暴徒上前左右开弓又是两个耳光。这样还不解恨，眼镜，那副伴随桐斌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眼镜，在显微镜下，在熔炼炉前，就在一个多小时前，还用它阅读关于我国将要试制第一颗人造卫星文件的眼镜，被一把从桐斌脸上抓下，扔在地上，踩得粉碎。

    在中国，往往将眼镜和知识分子连在一起。那时，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臭老九”,是“反动学术权威”.人们受的教育是：知识分子不会做工，不如工人；不会种地，不如农民。因此，他们从心里厌恶蔑视知识分子，将憎恨发泄在眼镜上，发泄在桐斌、留过洋的博士身上。

    一个家伙一面狠狠地踢桐斌的会阴部，一面歇斯底里地嗥叫着，他的吼声引来了更多的暴徒。这时有两个暴徒举起钢棍，向桐斌的头部猛击，鲜血立刻冒出，他倒下了。可是这些自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暴徒，并未就此罢休。

    “站起来！装什么蒜？你又没死！”

    这些没有心肝的家伙，硬是把桐斌拖到他们的“总部”.此时，桐斌已不能讲话了，靠在一张木椅上，两眼发直，随后即倒在地上。头头们见状，就吩咐手下的人：

    “把姚桐斌搞走，别让他死在我们这里！”

    那几个人把桐斌拖到我家楼前人行道上，向他猛踢几脚，还故意大声嚎叫：

    “起来，别装死，自己滚回去，难道让我们抬你上去不成！”说完便扬长而去。

    一位邻居发现了地上的桐斌，立即跑上楼找我家保姆。他们请求将桐斌送到医院抢救，七机部下属的七一一医院离我家不到四分之一里路，但得到的答复是：

    “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邻居只好把他抬上楼，放在客厅沙发上。由于头部几处受重伤，桐斌一直未恢复知觉，于下午3时许停止呼吸，惨死在家中。

    炼狱四日

    这一夜，几个孩子和我挤在一张床上，她们哭着哭着睡着了，我又怎能入眠。漫漫的长夜，终于熬过去，朝霞从窗口射进，6月9日来临了。两位军代表，一高一矮，后面跟着几位解放军战士，抬着几大桶冰块。他们将冰块放进浴缸，把桐斌的遗体从客厅里抬出来，放在上面，四周又堆放了许多冰块，然后将门窗紧闭，以保持浴室低温。

    10号晚上10点半，军代表领着两个人直奔卫生间，他们是法医。

    过了好长时间，他们才从卫生间出来，两位法医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没说一个字，但他们的眼神里，流露出对我遭遇的深切同情。

    矮个子军代表对我说：“快12点了，您去休息吧！明天还要送到海军医院进行解剖。”

   “解剖？”我不解地问。

    法医很温和地解释，在我家，他们只做了初步检查，只有在医院里做解剖，才能详细地检查。说完，他们四个人离去。

    我独自坐在沙发上，思潮起伏，不能自已。

    桐斌！你在世时，一直以工作为重，哪天有过空闲？现在你闲下来了，躺倒了，休息了，却是永远的休息，再也不能对我微笑，与我谈心，和我爱恋。

    我们享有爱情和幸福，但却被魔掌残酷地夺走了！

    忆以往我泪如泉涌。

    革命烈士证明书

    桐斌惨遭杀害后，我几次向军管会要求尽早做出政治结论，但军管会一再说，七机部的情况复杂，要我耐心等待。

    我找过几次七机部的领导都没有结果，直到宋任穷被任命为七机部部长。像以往一样，七机部换了新部长，我就去申诉。

    1978年初，我给宋任穷写了一封信，说要找出杀害姚桐斌的幕后策划者，看来一时难以实现，我要求先给桐斌做结论，追认他为烈士。

    宋任穷将我的信上报中央，并在五届人大会议期间，当面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追认姚桐斌为烈士，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时举行追悼会。经中央批准，追悼会定于1978年3月18日召开。这一天也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日子。

    追悼会虽已开过，但谁知道以后会不会还有“文化大革命”？谁知道孩子们还会遇到什么样的政治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多方奔走上告，要求有一个书面证明。直到1983年，才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京烈第080040号“革命烈士证明书。”

    在证书旁有一栏详细记载其中牺牲时间、地点、原因：“1968年6月8日无辜遭到坏人毒打， 不幸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