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二炮副司令员张翔中将（张爱萍之子）。   赵朋洋摄影

    毛泽东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新中国国防事业的开拓者。从新中国诞生时的艰难岁月起，来自强敌的战争威胁一直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毛泽东同志以非凡的勇气和远见卓识的智慧，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坚定发展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我国战略力量，打造出了能够有效维护我国安全环境的强大国防力量。从而，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安全保障。在毛泽东同志决策与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强大国防及其“两弹一星”事业，是留给我们国家与民族的伟大战略遗产。

    一、建国初期的新中国国防战略

    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华民族百年来被世界列强侵略和奴役的悲惨历史，开创了中华民族的新纪元。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和国际政治经济的版图。

    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推翻了那些仰仗西方列强势力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旧中国统治者，并彻底剥夺了它们的外国主子攫取中国人民财富的一切特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十分仇视。它们依托在二战中快速增长起来的军事、经济实力，伙同周边敌对国家和台湾反共势力，在政治上孤立中国，阻挠各国与我国交往，经济上封锁、禁运，军事上包围中国。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战争威胁严峻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国家安全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举国应对来自美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是当时无法回避的国家使命。

    1、建立国际战略同盟，拓展国家安全与发展空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和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整体上得到削弱，被奴役国家和地区纷纷独立。国际战略格局在战胜国的主导下，形成以美苏为中心的两大阵营对抗新态势。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抗日战争的洗礼中迅速成长，并在战后不久取得了中国的新政权。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自开始起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得到社会主义苏联的有力支持。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历史渊源，还是从国际形势和现实国家利益出发，中苏建立紧密的国家关系，彼此都有着客观的需求。毛泽东同志不失时机地抓住战后两大阵营对抗这一机遇，清醒并坚定地排除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干扰，力主中苏结成战略同盟，并亲力亲为。新中国建立仅两个月，国内、国际事务异常繁忙，毛泽东同志便亲赴苏联谈判，经两个多月的努力，力促斯大林达成了两国的战略同盟。

    中苏战略同盟的建立，明显地增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苏联的国家利益得到了大步的拓展。同时，该同盟的建立，对新中国亦带来重大益处。它不仅较好地稳定了我建国初期的国家安全环境，也为国家建设(包括国防建设)拓宽了急需的国际援助和对外交流渠道。

    与社会主义苏联建立牢固的国家同盟，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期成功采取的国家战略。当时，毛泽东同志形象地将该战略称之为“一边倒”。《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增强了维护亚洲和平的力量。1950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讲到此条约时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不然人家干我们，给我们增加困难。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1956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非常坦率地说：  “苏联给我国的援助是非常大的。苏联革命成功后遭十几国干涉，而我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并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有苏联存在，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当时若无苏联存在，美国一定要来的。它不仅在台湾，还要到大陆来。”

    历史证明，与苏联结盟，使我国一个时期的外部安全环境得以缓解。中苏同盟的强大威慑力，以及我国强大的反侵略战争潜力，加之苏联继美国之后掌握了核武器，使得“二战”后不可一世的美国，在与中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对抗时，不敢入侵我本土，也未敢在朝鲜、越南等战场上轻易使用核武器。从五十年代的国际核战略格局上来看，是苏联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提供了核保护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美国对我的核优势。

    2、抗美援朝战争与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

    共和国诞生仅一年，震惊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众多优秀的中华儿女，在这场延续三年的艰苦战争中，以他们的浴血奋斗和牺牲，保卫了兄弟邻邦的安全，捍卫了神州大地上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中国在近百年被凌辱的历史上反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伟大胜利，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保卫了中朝两国的独立和安全，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显著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对国家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言而喻，中苏战略同盟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有力的支撑。同时，中国人民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坚定的社会主义盟友和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无疑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紧密合作，赢得了社会主义国家以至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从此刻开始，新中国，一个曾遭受百年屈辱的东方大国，在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不畏强敌的崭新形象，昂首阔步地登上了国际斗争的大舞台！

    3、抗美援朝战争与我军的现代化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发展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跨越，对我军的现代化进步及后续的国防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以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为对手，是我军经历的一场严酷的现代化战争。战争期间，我军武器装备由初期使用的抗日和解放战争中缴获的“万国牌”旧式装备，到后期成建制地更新为苏式新装备，陆、海、空武器装备水平得到全面提升。部队的现代战争观念和现代作战方法有了重大改观，体制编制发生重大改进，军队战斗力得到了整体性的飞跃。这一切既为战争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又为五十年代中后期我军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战争的实践大大加速了我军现代化的转型和发展。20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人民解放军陆军己成为举世公认的最强大的陆军之一，人民解放军的空军也成为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第三大空军。抗美援朝结束后，我军在东南沿海地区与国民党军的几次较量，我陆、海、空军战斗力和装备所展现的全面优势，就是明证。

    4、国际战略同盟与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

    抗美援朝战争进一步巩固了中苏战略同盟。战争期间及随后的五十年代，苏联加大了对我国重工业和以其为依托的军事工业的援助规模，派遣大批专家来华工作并积极培养中国的技术人员。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助中国的1 56个建设项目中，即有41个是国防工业项目。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建成了包括兵器工业、航空工业、船舶工业、电子工业等一大批军工骨干企业，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先后仿制飞机、坦克成功。并启动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武器的研制，制定了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规划纲要，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全面起步。

    应该说，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期确立的国际战略同盟，以及坚定的抗美援朝举措，为拓展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空间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得以在短短时间内建立起国家的工业化基础，国防实力及工业化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与国际上多数国家不得不先依托农业、轻工业的财富积累，再发展重工业，进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传统道路相比，这种迅猛的跨越发展模式，在世界经济史和国家发展史中也是少见的。

    二、人民战争——独立自主大国的国防战略之一

    新中国初期，来自西方敌对势力的战争威胁十分严峻，毛泽东同志极度关注国家的安全和国防建设。即使建立了国际战略同盟，他仍将国家安全的基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作为一位亲历长期大规模战争并取得胜利的统帅，毛泽东同志深谙“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真谛。他将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实践中创立的“人民战争”思想，运用到了新中国的国防大战略之中。

    1、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

    为了应对帝国主义的威胁，毛泽东同志主张极积防御的战略方针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指导原则。他强调，国防建设要动员、依靠全国人民。他深知，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抗击和制止外敌侵略的“法宝”，是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依托我国疆土辽阔等大国优势，开展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他指示：“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寸步难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30页)依据毛泽东军民一体的国防战略方针，1958年，中央军委提出，在全国大办民兵师，实行全民皆兵。1962年6月，毛泽东要求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这些重大决策和举措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反侵略战争能力。

    正如二战名将蒙哥马利元帅访华后所说：“我要告诫我的同行，谁打中国，进得去出不来!”他的这一切身感受，正体现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威慑力。即让对手明白，对中国的战争是“打不起”的。由此有效地抑制强敌对我的军事冒险，推迟以至制止战争。继而，为进一步建设强国争得宝贵的时间。

    2、大搞三线建设，“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

    三线建设，是在世界进入核时代之时，毛泽东同志将人民战争思想运用于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举措。其战略意图是，扩展国家战略纵深，营造战略大后方，增强反侵略战争的潜能，有效应对强敌对我的核武器优势。三线建设是我国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叶的一场以战备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历时l 5年左右，国家共投入2052亿资金和近千万人力，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各省腹地，建设起了近2000多家大中型企业，以及科研和基础设施，其规模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空前的壮举。(陈东林：《评价毛泽东三线建设决策的三个新视角》)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斯大林逝世和苏共内外政策的变化，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升温；新型核武器毁灭力的迅猛提升，将世界笼罩在恐怖的核战争阴影下，世界被带进了以苏美核军备竞争为主导的冷战时期。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标志着核大国之间的热战受到相应制约，人类战争形态正发生着重大变化。在苏联领导人眼中，以人力、兵力为主要战斗力的中国军事力量已不值一提。(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赫鲁晓夫有一句著名的话：民兵，对于有现代化武器的我们来说，这不是军队，这是一堆肉。)由此促使苏联领导人更多地寻求更加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政治、军事较量，方式在核军备竞赛、地区势力范围划分等方面，同劲敌美国展开争夺，以及公开或秘密的交易，而将原盟国的利益置于次要的位置。

    我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环境由此受到严重损害，中苏同盟逐步变得名存实亡。到六十年代后期，苏联的政策，由传统的大国沙文主义发展到社会帝国主义，中苏关系由两党分歧演变成两国的军事对抗。

    中苏矛盾的加剧，加之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不断升级，中国安全环境急剧恶化。从现己解密的美国档案证实，1964年美国制定了对中国核武器基地实施突然袭击的计划和具体方案。针对当时严峻的安全形势，毛泽东同志作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他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要在大西南和大西北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这是全国的战略后方。一、二线各省要有自己的小三线战略后方。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我国从上到下开展了全面备战。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成为当时的紧迫任务。

    19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苏联随后向中国发出了核战争威胁。在严峻的战争形势面前，三线建设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经过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中国的战略后方建成了一大批机械、能源、原材料等重点企业和基地。建成了一批重要铁路、公路，建成了比较完整配套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电子工业基地、战略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航空工业基地。这一切，成为了我国雄厚的战略后方生产基础。

    与此同时，为巩固持久的防御能力，全国掀起人防工程建设高潮，在重点城市和地区，构筑了大量打防结合的人民防空工程。1972年毛泽东同志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国防战略。

    增强自己的反侵略战争潜力，让侵略者“打不起”，从而抑制强敌对我国的军事冒险。这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维持国家和平与自主发展，并争得时间壮大实力的成功战略。

    近些年来，社会上出现一些否定六七十年代战备建设的议论，他们从随后战争并未爆发的事实认为，当时中央对战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了。因此，当时的举国战备及相关的国防、外交政策也是错误的。我们认为，如能认真、客观地研究那个时期的真实历史(包括当年的敌国现已披露的档案)，这些议论显然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历史的真相是，正是因为我们作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才使敌人不敢贸然入侵。如果再对照海湾战争以来，世界无核及核萌芽国被核大国肢解的惨痛教训，就不难明白毛泽东国防大战略及其一系列举措，对捍卫我国主权、维护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叹服毛泽东同志深邃的战略眼光。

    三、积极发展战略核力量——独立自主大国的国防战略之二

    二战结束的前夜，美国在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瞬间造成了几十万人的伤亡。其巨大威力加速了世界法西斯势力的最后灭亡，也宣告了人类核时代的到来。面对人类战争形态的新变化，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就给予了积极的关注。

    建国后，我国多次遭到美国的核威胁，新中国面临严峻的核攻击的危险。抗美援朝时期美军在战场上接连失利，五十年代我军在东南沿海战斗中取得胜利等时刻，美为扭转被动局势多次对我发出核恐吓，威胁使用核武器。美国频频亮出核武器这张王牌，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要想维护新生共和国的主权和国家安全，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1、从国家安全出发，下决心发展“两弹一星”事业

    1954年10，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他们说‘你有几颗原子弹?’”(《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

    1954年秋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同志发现铀矿石的报告时指示：“这个事情要好好抓，这是决定命运的。”(《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核战略思想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09页)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确定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他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出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中国两弹一星实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23页)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308~309页)

    1958年毛泽东同志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核武器研制计划被放到国防建设和国家科技发展的首位。在毛泽东同志亲自关注下，“两弹一星”事业集举国之力，卓有成效地得以大规模开展。

    1959年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双边协定，全面停止对援建项目的支持。毛泽东同志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发展“两弹一星"事业。六十年代初，面对我国国民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明确决定：核武器项目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并及时发出号召：“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155页)

    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果。1964年6月29日，我国第一枚自行设计和生产的中近程弹道式导弹发射成功。1964 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携带核弹头的战略导弹发射成功，导弹核武器实现了实战化。与此同时，1966年我军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成立，标志着我国正式建立了保卫国家安全的战略核力量。

    2、加快发展氢弹和洲际导弹，进一步提高核反击能力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氢弹、洲际导弹等新型、超大威力核武器的问世，核大国之间的热战受到较大的制约。毛泽东同志及时洞察到国际军事技术发展和战争形态的新变化，指示在取得原子弹和中近程导弹成果的基础上，加快我国氢弹和洲际导弹的研制。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为制止战争，争得战略上的主动。

    广大科技工作者遵照毛主席“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精神，尽力克服文革的干扰破坏，攻克技术难题。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我国战略核武器的威力水平得到大幅度的增长。

    洲际导弹是指射程在八千公里以上、具备高突防能力的战略核武器。是遏制当时的敌对超级大国对我发动核战争的关键武器。六十年代末，中苏边界军事对抗升级。苏方部署了的可覆盖我国全境的各型核导弹，而我方因缺少洲际射程的核导弹，无法对其核心地区构成核威胁。在战略总态势上于我十分不利。洲际导弹的研制周期，因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被大大推迟。毛泽东同志深为此焦急。据时任洲际导弹工程师的王永志同志回忆，1969年冬天，叶剑英元帅在视察航天工业工作时，传达了“没有洲际火箭毛主席睡不着觉”等加紧该项研制工作的指示，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有很大激励。这一技术难度大、配套复杂的重要武器，直至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得以突破。1980年5月我洲际导弹向南太平洋发射成功，终于实现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夙愿。

    3、“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人造地球卫星是人类探索宇宙的重要手段，也是我战略核反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太空兵器。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就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在世界宇航领域占据了重要的一席。1975年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成功，全球各战略目标一览无遗，使我国远程核反击效能大大提高。1984年我国同步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并投入运行、、、、直至今天，载人航天、登月飞行等一系列成果的获得，使我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航天大国。

    4、“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为建设我强大的海军，增强我战略核导弹的二次核打击能力，核潜艇的研制势在必行。在苏联拒绝帮助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毅然发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这句掷地有声的号召。为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排除万难，拼力打造出中国核潜艇，给予巨大动力。

    从1974年8月1日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交付海军起，后续核潜艇型号陆续进入人民海军行列，为保卫祖国的海疆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2年10月我国固体战略核导弹水下发射成功，1988年9月我国核潜艇装载的战略核导弹水下发射成功，使我国二次核反击能力进一步提高。当今，装备了洲际核导弹的我战略核潜艇正走向深蓝，显示了我国强大的战略核实力。

    “两弹一星”一系列开拓性成果及其后续发展，标志着中国的国防现代化水平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新中国国防事业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的战略核力量，正忠实地履行着保lllJ．祖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职责。

    5、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战略

    我国没有原子弹时，毛泽东同志就明确表示：“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既然不准备使用，为什么要生产呢?我们是用它作为防御的武器。”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中国政府即发表声明指出：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声明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

    自从拥有战略核力量以来，我国始终贯彻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核武器的立场和观点，始终不渝地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我国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拥有少量核武器完全是出于自卫的需要。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不参加核军备竞赛，也从不在国外部署核武器。中国保持精干有效的核反击力量，是为了遏制他国对中国可能的核攻击，任何此种行为都将导致中国的报复性核反击。”

    6、赢来和平

    在新中国建国初的严酷国际国内环境中，作为过渡性国家战略，我国在一个时期里，选择了与社会主义苏联结成战略同盟。随后发生的国际风云变幻，国家利益、地区利益、民族利益的剧烈碰撞，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发展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

    国际形势的发展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必须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一个独立自主的、统一的中国，这是百年来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共同的奋斗理想，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全国人民的承诺。

    要建设独立自主的、富强的中国，中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国防。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中，不难看出我国国防力量的增长对国家发展及世界形势的积极影响：

    中国重返联合国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以及后续战略核力量的建立，不仅鼓舞了中国人民，也让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由衷的高兴。在亚非拉等国的支持下，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从此，中国正式登上国际政治的大舞台，全面迎来了对外交往的新局面。

    美国第七舰队撤离台湾海峡，中美关系正常化

    我国原子弹试验成功及后续核武器项目的成功，使美国对我实行二十多年的核威慑敌对政策彻底破产。美国政府不得不接受一个无法依靠武力征服的强大的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

    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结束了美国政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与我为敌的政策。1978年1 2月中美两国发表《中美建交公报》，美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七舰队及驻台美军全部从台湾撤离。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两国关系得到全面发展。

    苏联百万大军撤离边境，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

    从60年代后期中苏爆发军事冲突以来，苏为对我施压，在我三北边境部署重兵百万，随后又从越南、阿富汗，共三个方向对我国形成军事包围之势，当时，尽管我国拥有巨大的反侵略战争潜能，并装备了可用于实战的中近程核导弹，让苏联对我发动全面战争有所顾忌。但因文化大革命对“两弹一星”事业的严干扰，洲际导弹的研制多次受挫，致使我无法构成对敌核心地区的有效核反击。而对方针对我国的各型核导弹可覆盖我全境，造成了我在战略整体上承受的压力远大于对方。

    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弹一星”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1980年5月，我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成功，1982年潜地战略导弹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全球核反击能力，以及遭受敌核攻击后仍具有的二次核反击能力。基于我洲际导弹射程已可覆盖对方的全境，双方军事对峙中，苏方的核战略优势已不复存在。加之，全球范围内的苏美争霸日趋剧烈，沉重的包袱让对手力不从心，苏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

    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表达了愿与中国改关系的意愿。双方随后展开谈判，国家关系迈入解冻之旅。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双方百万大军从边境撤离，长期处于军事对抗的中苏关系得以缓和。

    从此，我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得到了根本改善，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平发展的大好局面得以全面推进，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述历史的变迁，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我战略核力量在国家安全和国际较量中的举足轻重作用。同时，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们的高瞻远瞩，以及在我国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发展“两弹一星事业”的非凡胆略。

    共和国六十余年的历史，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国防大战略的真谛。使人们对其中的两大支柱——“人民战争”和“两弹一星”，在我国安全与发展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及其相互推进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当年长期在统帅部工作并参与“两弹一星”事业领导的张爱萍同志，在谈到他对毛泽东国防战略思想的理解时说：“那时(指六十年代)也困难，比现在(指八十年代初军队要忍耐时期)还困难，但不是无所作为。毛泽东抓两手，原子武器，大办民兵师，就是基于对战争的认识，那时就是准备帝国主义对我全面入侵的。一个让你不敢打；一个让你打不起。”(张胜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46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毛泽东国防大战略中这核心的六个字：“不敢打”和“打不起”，精准地表达了该战略要实现的主要战略目标。一个弱国，只有首先具备了让对手“打不起”的战力，才能进而去获得让对手“不敢打”的国防实力。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给后人们留下了一个任何敌手都“不敢打”的强大国防。为我们“振兴中华”的后续伟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四、伟大的战略遗产——国家和平发展的强大基石

    毛泽东国防大战略及其指引下建立的我国战略核力量及强大国防，是留给我们国家与民族的伟大战略遗产。在当今的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无疑成为我国“和平发展”的强大后盾。

    1、奠定了我国的大国地位

    以战略核力量为支柱的我国国防力量，为中国取得有利的国际地位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江泽民同志指出：“两弹一星"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胡锦涛同志指出：“核武器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国国家安全的基石，是我国大国地位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习近平同志也指出：“第二炮兵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2、奠定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安全基础

    国家的安全是改革开放的前提，没有自我防卫能力，没有对领土和主权安全的自信，难以实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

    我国的对外开放，西方世界占有重要比例。在西方政客的理念中，“打不赢的敌人就是朋友”是一句至理名言。新中国建立后的二十多年里，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我们当作敌人，并以军事手段对我施压。只有当我们拥有的国防实力，让他们“打不起”，进而“不敢打”时，才改变了对我较量的方式和策略。逐步由对抗转变为对话，由热战转变为冷战，由冷战转为和平。由军事对抗转化为经济、文化等其它手段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