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像

　　
武昌首义起义门

　　
一九一六年建于岳麓山的蒋翊武墓

　　
武昌保卫战中蒋翊武继黄兴任战时总司令时的司令部所在地

　　
1912年4月蒋翊武（2排左1）与孙中山（2排左7）等在武昌合影

　　
广西桂林蒋翊武就义处纪念碑碑文

　　98年前，一个人为护卫国家的共和体制，反对倒退和独裁，年仅29岁的生命倒在袁世凯的屠刀下。

　　98年后，记者在这个人——蒋翊武家乡澧县却感到其影响无处不在。在县城，人们向记者讲述“多安桥”的故事。说是武昌起义后的1912年10月，蒋翊武回乡省亲，人们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桥头搭起了牌楼，将他要经过的桥改成翊武桥。可是蒋翊武并不想惊动地方，而是趁着夜色，从另一条路悄悄地入了城，回到了后来牌号老二街25号的旧宅。第二天，蒋翊武对乡人申明，自己“无功可纪，不得享此殊荣，将通衢要道冠以己名尤属不妥”。于是，入城的这座桥还是“多安桥”。不过，蒋翊武生前可以婉拒人们对他的抬爱，却无法在身后拦阻人们发自内心的崇敬情感。在县城，记者看到，蒋翊武的塑像在兰江公园、县一中耸立着；翊武路、翊武影剧院其实是告示后人英雄出处；在当年也属澧县的津市，有着翊武中学；一部“砖头”般《武昌首义第一人蒋翊武》更显示英雄在家乡人心中的分量。

　　一、孙中山追“封”他“开国元勋”

　　长沙岳麓山上，半山亭上方、麓山寺正门下约20米处有一座水泥墓，墓的主人蒋翊武。墓区为一空旷平地，占地约400平方米。墓冢居中，花岗石砌平台四级，上建有方形顶碑塔，高约4米，花岗石琢成。中嵌汉白玉墓碑，高2米，宽0.7米。碑心朝东，楷书“蒋公翊武之墓”六字。墓前有片石山道导入，墓后青松赤枫。这座墓是1916年9月落成的。

　　蒋翊武牺牲在1913年10月。身为鄂豫招抚的蒋翊武参加“二次革命”，可江西、江苏反袁主要战场军事失败了，湖南也取消了独立，蒋翊武只好南走广西，准备到香港后以图再起。没想在兴安县唐家司被倒向袁世凯的广西督军陆荣廷之部逮捕，被押到桂林，同年10月9日被杀害。他的遗体被朋友草葬于当地。3年后，当时的湖南军政府将其遗骸迁回，安葬于岳麓山。

　　广西桂林市翊武路南段(原丽泽门外)，有一座塔式青石建筑，正面刻孙中山手书：“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落款为“孙文敬题”。 其余三面刻胡汉民书撰蒋翊武事迹，其中称蒋翊武：“笃志革命，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以武昌防御使守危城，却强敌，事定即引去，当道縻以官爵不受。”这是孙中山1921年到桂林督师北伐时，追念蒋的革命功绩，“特为公立碑”，并指示胡汉民“书公事略”。孙中山题词落款中一个“敬”字，“唯一”中饱含真情。胡汉民虽然“公事公办”，却是一个政党意志的体现。

　　据我国驻印度大使袁南生查证：“孙中山在对众多革命烈士的封号中，惟有蒋翊武享受‘开国元勋’的殊荣。”孙中山这一“封”，把蒋翊武的功绩、气节、影响都囊括其中。

　　二、当机立断，“洵大将之才”

　　孙中山其所以称蒋翊武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是因为蒋系武昌起义的总司令。而清廷专制政权能得以推翻、共和体制得以建立，都得益于武昌起义的成功。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团体骨干在武昌胭脂巷密商武装反清起义方案，文学社社长蒋翊武被推举为起义军总司令。

　　此时，蒋翊武的公开身份是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营左队正目（班长），正随部队移防到了湖南岳州（今岳阳）。

　　10月9日上午，蒋翊武从岳州赶回武昌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与刘复基、彭楚藩等聚议起义日期。

　　这天中午，他们刚吃过午饭，忽然有人跑来报告说：“汉口的机关部已失慎了！”原来，起义军参谋长孙武等人在汉口宝善里制造炸弹时，不慎爆炸，孙武被炸伤。爆炸声惊动了汉口租界的俄国巡捕，他们迅速赶来捉人。孙武虽被救出，但起义用的旗帜、名册、印信和各种机密文件被抄走。这一事件暴露了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蒋翊武了解事情真相后，思索着应付办法。这时，快到下午5时了，蒋翊武眼见起义将要流产，数千革命同志的生命危在旦夕，便毅然决定当晚举行起义。他当即起草了起义命令，并让人抄写20多份，分头送出。起义命令要求革命武装夺取武汉三镇，听到中和门外炮声后，即分头攻占各自目标，楚望台军械库和清督署是攻击重点。

　　晚上11时，几个人正做着各种准备工作，忽然响起敲门声，有人说：“来会你们老爷的。”蒋翊武感到事已暴露，对其他人说：“事已至此，不要慌！”抄起一颗炸弹便往楼下冲。刘复基手拿两颗炸弹抢在前面，把炸弹扔向破门而入的警察，但炸弹未爆，未能阻止大批警察的拥进。 经过一阵搏斗，指挥机关的人大部分被捉往警察署。这一次，也导致了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烈士牺牲在起义胜利的前夕。

　　被抓进警察署的蒋翊武对警官说：“我是来看热闹的，抓我做甚？”因为蒋翊武从岳州回来时化了装，打扮得像个乡巴佬。警官对他放松了防范。蒋翊武待警官一走开，便越墙逃离，以图再举。

　　脱险后的蒋翊武得知三烈士牺牲消息后，又急又愤，认为“事已至此，不可束手待毙”，于是决定将起义日期更改为10月10日发动，于当日连发五道攻击命令。

　　尽管起义指挥机关遭受破坏、起义主要领导人离岗，但蒋翊武实现了他的“遥控”指挥。有人对起义计划、蒋翊武命令和起义过程列表对照，得出了如此结论：“命令是依据计划的精神，而起义的实际进行则基本上执行了命令的要求。”起义按计划实现，足说明组织工作的充分。因此，史家评论蒋翊武在武昌起义的贡献时说：“布置周密，一无罅漏，洵大将之才。”

　　新军当天夜里发动了起义，奋战一夜，终于占领了武昌。蒋翊武在船上听到起义的消息后，便弃船上岸，赶回武汉指挥。12日清晨，蒋翊武到达武汉，打听到革命党人已推新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都督，设立了湖北军政府，立即前去共商大计，先后任鄂军政府军事顾问和军务部副部长，协同筹划防御清军进攻和推动各地起义响应。他以鄂豫招抚使的名义去汉口策动清军反正。汉口遭清军攻击，他组织督战队赶往前线与清军战斗。11月28日，在黄兴、谭人凤等离开武汉到南京商量“开国”事宜后，他任护理总司令，指挥保卫武昌的战斗。

　　三、“抬营主义”，把文学社带上辉煌

　　蒋翊武于辛亥革命最杰出的贡献，莫过于领军武汉的文学社。有史家指出：“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组成的统一机构领导下发动的，其主力是湖北新军，因而在实质上是一次革命化的士兵起义。其中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就是新军中党人的杰出代表。”

　　1909年秋，蒋翊武应刘复基之邀，从上海赴武汉襄理《商务报》，并入新军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当兵后，参加了群治学社。而群治学社的革命活动被黎元洪亲信施化龙探知，主要领导人杨王鹏、李六如被迫离开军营。杨、李在离开军营时，将社务交给蒋翊武负责。历史把一个早有准备的革命者推上了前台，蒋翊武把这个革命团体带到了辉煌境界。

　　1910年底，为重整这个革命团体，蒋翊武邀请詹大悲、刘复基等在武昌阅马厂集贤酒馆集会，商讨对策。会上，大家接受詹大悲将其改称为文学社的建议。1911年1月30日，借春节团拜的名义，文学社在黄鹤楼召开成立大会，推举蒋翊武为临时社长。1911年3月15日，文学社在武昌小东门蔡大辅、王守愚寓所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并推举蒋翊武为正社长，以詹大悲的《大江报》为机关报。文学社总机关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又设阳夏支部领导汉阳、汉口社务。

　　文学社实现的是“抬营主义”，即吸收社员扩大发展组织，将新军中除满人与官长外，全体运动成熟，一举起义推翻清朝统治。蒋翊武领导文学社，在社务拓展方面取得飞速发展。到1911年5月，文学社社员遍布湖北新军第八镇和第21混成协。社员由成立之时的8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占湖北新军总人数的六分之一，成为湖北第一革命团体。据漫征的《共和国元勋蒋翊武》一书记载，在武昌起义前夕，文学社正式实行军事编制，以20人为一支队，4个支队为一整队，结果人员“概计480支队有奇，125整队有奇。”也就是说，起义前夕文学社社员已发展到万人左右。

　　蒋翊武等人的“抬营主义”完全摆脱了以往以会党为革命主力的方法，而是将清朝新军“演变”为革命武装；将传统的依靠少数革命精英冲锋陷阵，变为发动基层革命者形成声势浩大革命阵营。

　　为整合革命力量，9月14日，文学社与湖北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在雄楚楼10号刘公寓所召开联合会议。根据刘复基建议，双方团体以武昌革命党身份举行起义。此时，湖北革命形势一触即发，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又迟迟不能来武汉。于是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各部队代表会议，推举蒋翊武为起义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

　　四、“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

　　“南北和议”后，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入袁世凯之手，他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为对付革命党人，也私下同袁世凯拉关系。而此时袁世凯也为笼络革命党人，为扶持黎元洪，清除湖北的革命派，使出调虎离山计，于1912年6月间电邀蒋翊武去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电文还给蒋翊武戴上高帽子——“蒋公天下才，鄂省不得而私之”。

　　临行前，蒋翊武召开了文学社的最后一次社员大会，决定这一革命团体的前途和出路。在蒋翊武的倡导下，会上一致决定全体加入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

　　蒋翊武从袁世凯拒绝到南京上任等行为看出了其政治走向——独裁，不为袁的拉拢所诱。袁世凯授予他勋二位，又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他一概婉辞不受。

　　8月，同盟会联合其他四个政团组成国民党，蒋翊武被推为参议。他赞成国民党代理总理宋教仁的政治主张，认为实行责任内阁制，可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避免出现独裁政权。1913年初，国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取得优势，宋教仁南下一路宣传自己的政见，蒋翊武也前往上海、武汉一带游说，争取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

　　3月20日，力倡民主政治的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蒋翊武由此感到，靠议会和政党内阁是不能阻止袁世凯独裁统治的。蒋翊武在武汉又一次策划起义，起义流产后，他潜回湖南。

　　7月，国民党发动了“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这时蒋翊武正在澧县。他在家接到友人催他去长沙发动湖南独立的电报，便向父母表示：“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7月25日，湖南宣布独立，他被任命为鄂豫招抚使，派往岳阳布置军队。湖南于8月12日宣布取消独立后，蒋翊武只好与其他革命党人逃离湖南。

　　五、“如此江山怒不平”

　　蒋翊武走到广西全州所属兴安县唐家冲，为驻军统领秦步衢的部下所捕，由全州押解至桂林。

　　秦步衢查明被捕者是被袁世凯下令通缉的“要犯”蒋翊武后，一面对蒋严加看管，一面打电报给袁世凯邀功请赏。被捕之后，蒋翊武拒绝了桂林官方中有人提出的活命之道。不久，袁世凯电令广西都督陆荣廷：“着将蒋翊武就地枪决。”

　　当官方拿着袁世凯的电报给蒋翊武看，并告诉他第二天执行枪决时，蒋翊武毫无惧色，并向对方谈论必须武装讨袁，认为不除此人，必然祸害民国。蒋翊武又索纸要笔，书写遗嘱，为遗腹子取名。

　　第二天下午4时，官方备饭，佐以白兰地酒为蒋“送行”。蒋翊武丝毫不把即将到来的死亡放在心上，痛快地吃饭喝酒。叶国素先生在《开国元勋蒋上将翊武事略》中如是记载英雄的最后时刻：“酒酣，公从容告陈及诸将士曰：‘予死固所甘，请悬予首北门，以观袁氏之盗国，天下后世必有知予得死所者，且此次失败，为国尽忠者寥寥，翊武请先君等拼为之！’闻者皆痛呼民国万岁！其成仁取义之精神，即后日民国再造的因素。”“行刑时，蒋翊武身穿白色丝绸服装，从容走出监狱，怒骂黎元洪、袁世凯：‘谋杀元勋，弁鬂约法，拔专制之死灰，负国民之重托。’”

　　蒋即被押往桂林丽泽门外。刑场上士兵环立，围观者无数。蒋翊武……向观众讲革命真理，慷慨激昂，听众动容，有些为之失声痛哭。执刑士兵凝神静听，迟迟不肯开枪。领头的排长见状，担心事情有变，突然拔出手枪，从背后向蒋翊武开枪。一位创立共和的开国元勋倒在血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