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凡在西花厅工作的同志，都亲切地将西花厅称作是“家”，将伯父伯母这两位老革命，视如自己家的老人一般。
而在我结婚生孩子时，伯母却只是送了我几只他们用过的掉了瓷的搪瓷小碗，几件伯母穿旧了的棉毛衫裤。伯母说：“棉毛衫裤是纯棉的，质地比较柔软，你可以拆开了给孩子做尿布。”还有一块老两口用了好几年的塑料花桌布，伯母说可以垫在小床上、防止孩子尿湿了被褥。
（五）伯父是国家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
记得大约在1955年，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去西花厅看望伯父伯母，伯母和我谈话时，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她说：”你伯伯是国家的总理，他是为全中国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们周家服务的。”我当时年纪还小，很长时间都不能理解她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直到几十年后，我去采访我的本家叔叔周毓沧，才知道了，就在伯母对我说这番话好几天前，绍兴老家有一位亲戚到北京来找伯父，希望伯父帮他去向绍兴市领导那里说句话，为他安排一个好一些的工作。伯父为此将他的在北京工作的本家弟弟妹妹找到西花厅来，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伯父在会上对这位家乡的亲戚说：“找工作自己去向政府说，我不能帮你这个忙，我是国家的总理，我不是周家的总理。”伯父还表扬了一位他本家弟弟周毓澧，他说：“毓澧过去也是一个少爷，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但解放后他自己挎着一个小篮子沿街卖针头线脑，也都一直没有找过我，这叫自食其力，你应当向他学习。”当时毓礼的两个女儿也参加了这个家庭会议，她们都是共产党员，但她们认为自己的父亲是旧官僚，就没有照顾父亲，伯父批评她们说：“我们共产党消灭旧制度并不是消灭人，你们不照顾父亲是不对的。”这两个女儿后来就把她们的父亲接回家了。
我们小时候、伯父就告诫过我们：“出去不要说和我的关系，如果有人知道了问起来，就说是很远的亲戚。”
五弟六妹在胡同里边小学念书，他们很听话，从来不说自己是总理的侄子侄女，一直到他们去农村插队，也都没有人知道他们和总理的关系。后来因为他们当兵入伍、伯父要把他们送回农村、找到当地领导交涉，大家才知道。我自己一直工作到退休、也从没有在单位对人提过西花厅的任何事。
而我自己也有一段切身的体会。由于伯父伯母一直教育我：凡遇事要靠自己解决，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找他们走后门，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多年以来，我也养成了习惯，遇到事情的时候，习惯自己想办法解决，而不是去找家长。1962年，我上高中时，扁桃腺发炎了，我没有告诉伯母，而是自己去医院挂了号，大夫建议我动手术割去扁桃腺。我听从大夫的建议，回家找父亲要了钱，就去住院做手术。从住院到出院，我都没有告诉过伯母这件事情。后来我母亲对伯母提起了，伯母才知道，而那时我已经出院了。伯母在母亲面前表扬了我，伯父知道了也很高兴。虽然他们没有当面表扬过我，但伯父为了表示他的鼓励，还是给我买了一张戏票，请我去看戏。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在值班室看报的时候，值班室的卫士叔叔对我说：“今天你伯伯买了一张戏票，让你去看戏。”我说：“好。”我虽然感到奇怪，伯父为什么突然请我看戏，但他不说，我也就不问。我自己出门乘无轨电车去了首都剧场，我坐在剧场倒数第二排。坐了一会儿后，前面的观众都站起来鼓掌，我感到好奇，也站起来看。原来是周总理陪着外宾，从右前方的贵宾室出来了。大家很礼貌地站起来给总理和贵宾鼓掌。当时我有点矛盾，觉得自己刚才还和伯伯在一起，他的办公室就在我们值班室的对门，这会儿又和大家一起站起来鼓掌，好像有点假啊，就想坐下，一坐下又觉得不礼貌，马上又站起来了，这么犹豫着，大家都坐下来了，我也坐下来看戏。演出结束后，我又自己坐公交车回到了西花厅。第二天是周一，我去学校上学。一个同学看见了我，他对我说：“哎，周秉宜，我昨天看见总理了。”我说：“你怎么看见总理了？”他说：“我昨天去首都剧场看戏，看见总理了。”我说：“我昨天也去首都剧场看戏了。”他说：“那我怎么没看见你？”我说：“我自己坐公交车去的，没和我伯伯一起去，我坐在倒数第二排，看完戏我又自己乘公交车回家。”这个时候，这位同学就说了一句话：“嗯！这还差不多。”我听了这话，一下子明白了伯父是在用这种方式教育我：在家，他是伯父；在外面，在公共场合，伯父首先是全国人民的总理，而你就是个普通老百姓而已，其他的你什么也不是，你要永远把这个关系摆正确了。
还有一个例子。1971年5月，我带我当时的男朋友任长安，也就是我现在的老伴儿，第一次带他去看望伯父伯母，他管伯父伯母称呼“总理”、“邓妈妈”。他当时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新华社是中央单位，叫“总理”、“邓大姐”是官称，他懂得这个规矩。1972年5月我们结婚，又去了西花厅，他仍然管伯父伯母称“总理”“邓妈妈”而没有改口叫“伯伯”、“七妈”。我们这些侄子辈都管伯母叫“七妈”，因为我伯父在周家大排行是老七。伯母对此非常满意，特地对弟弟秉华、弟妹李玉树表扬了任长安，说：“这说明他没有把和我们这个关系摆在第一位。”
那么，对周家第二代，周总理又有什么样的希望呢？在我们长大了，上高中了，1964年8月，伯父给我们这些做侄子侄女的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希望我们将来去做工人、农民、去当兵，这也是当时许多老革命对子女的要求。毛主席就对他女儿说过：“你将来能做一个普通劳动者，我就很满意了。”
1958年，总理一个堂兄的孙女周国盛从南京来到北京找总理，想让总理帮她安排一份工作。大家知道总理是不给亲属安排工作的，但他却给这个女孩安排了一份工作。他说：“你去当工人怎么样？”又说：“周家那么多人却没有一个工人。”周国盛同意了，去石家庄国棉一厂当了一名工人。老两口非常满意，也非常关心她。国庆节国盛来北京看两位老人，还买了一点梨和枣。大家都知道总理从不收礼，但他们却很高兴地收下了国盛送的梨和枣子。伯母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大家都来尝一尝，这是我们周家第一个工人带来的梨和枣子。”有一次陈老总来看总理，国盛正好也在客厅，总理对陈老总介绍说：“这是我们周家第一个工人。”他们一直鼓励国盛坚持在工厂当工人。伯父说：“国盛有时也有动摇，我们就鼓励她，培养一个工人可不容易呢！”
我哥哥1961年夏天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伯父让他放弃考大学、去当兵，哥哥也很听话就去参军。他被送到航校学习，毕业后分到广东沿海去保卫祖国边疆，开了20年的歼击机。
我五弟秉和在延安插队，1972年考上清华大学。1973年总理陪外宾去延安参观，对陕西延安的领导说，让秉和学成后还回延安你们欢迎不欢迎，人家说欢迎。总理回来后对秉和说：人家延安说欢迎你学成还回延安、参加延安的建设呢。
我六妹秉建在内蒙古插队，1974年考上内蒙古大学。她回北京去西花厅向两位老人汇报，当时总理已经住院，伯母让秉建同伯父通电话。伯父在电话里对秉建说，上内蒙古大学，就要学习蒙古文，将来毕业了再回内蒙古大草原为蒙古族人民服务。总之，伯父伯母要求我们做普通劳动者、要夹着尾巴做人。
当然伯父并没有强逼着我们一定要去当工农兵，他曾说：你们一定觉得我这个做伯伯的管你们太严，你们不是我的孩子，如果是我的孩子，我会管的比这个严得多。
我们后来虽然没有成为工人、农民，但我们都是普通劳动者、普通干部，如今也都是拿退休金生活的老人，平平淡淡生活、平平凡凡做人，也算没违反对伯父生前的基本要求。
大家都知道，周总理在东北上小学时曾说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里再向大家介绍1914年周总理在南开中学写过一篇文章《射阳忆旧》里的一句话，他说：“吾将公之天下，使四万万人共得而仆之，必不负所托也。”就是说，我愿做四万万国人的公仆，只要你们信任我，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重托。这一年，周恩来16岁。为了实现这两个理想，他奋斗了一生。
2019年10月5日 常州武进 11月25日 修改于北京
（作者系周恩来总理侄女，中共党史文献研究院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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