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周总理的英明决策和快速部署，使得一场“危机”消弭于无形。1973年9月，在乔冠华即将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发言前，时任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著名国际法学家厉声教就领海宽度问题的一份上书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与及时回应，就此改变了历史。厉声教提出，当时除巴西和乌拉圭两国坚持200海里领海的主张外，大多数拉美和非洲国家都没有明确提出200海里领海，他们所主张的“200海里”其实是专属经济区，应该根据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意见确定我国领海宽度。周总理敏锐地意识到，厉声教所提出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当时是特殊时期，“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概念被内部材料和媒体混淆，以至于中央误以为大多数拉美和非洲国家都主张200海里的领海宽度，才会主张支持200海里的领海宽度。周总理当机立断，对厉声教的材料标以“特急”，又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外交部因此得以将文件火速传至乔冠华手中，使得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公开发言前及时修改了发言稿。此后，周总理还曾几次致电外交部找厉声教面谈领海问题。周总理不顾自身病笃，仍如此鞠躬尽瘁，着实令人钦佩。

    从1958年12海里领海宽度的确定，到1982年坚持既定领海宽度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当中不仅凝聚了新中国外交与国际法领域专家们的汗水、心血和智慧，更离不开周总理的英明决策与鞠躬尽瘁。周恩来总理的不朽事迹和高尚情操，将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发挥榜样的力量，指引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