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大军事家。他以弱胜强的人民战争理论之丰富，指挥并取胜的战役规模之大之多，都是空前的。毛泽东对读《三国志》情有独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部书记录了三国时期风谲云诡的军事斗争史实，为他研究探索军事斗争规律，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并取得胜利，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史料；作为大战略家、大军事家，他对军事指挥艺术的评点，往往振聋发聩，独树一帜。

    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于1936年12月。文章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其中讲到“战略退却”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弱军要战胜强军，必须先让一步，保存军力，待机破敌。他说：“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在这里，毛泽东所举中国历史六大战例中，就有三个见于《三国志》。可见，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甚至远在学生时代，博览群书的毛泽东可能就开始研读《三国志》，探讨军事战略和军事指挥艺术了。

    诸葛亮，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一篇《隆中对》震古烁今，人们都说诸葛亮战略眼光高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但毛泽东在肯定诸葛亮聪明才智的同时，针对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荆州、益州两路出击北伐曹魏的总战略，提出了质疑。他点评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前一句的意思是说诸葛亮的战略不妥，荆州离益州千里之遥，两地分兵的做法，必然使原本兵力就不足的蜀汉，进一步加大了兵力上的劣势。后一句“三分兵力”指的是关羽之镇守荆州、刘备之进攻东吴、诸葛亮之北伐中原，“三分兵力”，最终导致蜀汉屡次受挫，元气大伤，失去了统一中国的本钱。尽管有学者不同意毛泽东的分析，但对千百年来已成定论的《隆中对》提出质疑，认为两次分兵导致蜀汉战略被动，被对手各个击破的看法，依然是石破天惊之论。

    吴蜀夷陵之战，是三国时期一个大战役，吴国青年统帅陆逊，先是“示弱”，待蜀军疲惫懈怠之时，火烧连营几百里，打败了堪称曹操敌手的刘备。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陆逊传》，其中有：“(陆逊)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钱振锽曰：‘陆逊破先主，无他奇策，只令军士各持一把茅耳。意先主连营，皆伐山木为之，故易火；若土石为之，逊其如之何?”读至此，毛泽东提笔写了一段批注：“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这里，清代学者钱振锽评论吴蜀夷陵之战，认为陆逊击败刘备，没有什么奇策，不过是采用火攻。如果刘备不伐山木扎营，而是以土石垒营，陆逊又有什么办法攻破蜀军呢?毛泽东不同意这种书生之见。他认为，如果刘备以土石垒营，固然可避免遭火攻厄运，但由于大军深入敌境五六百里，战线又过长，并且长时间与对方相持，造成军粮供给困难，将士斗志涣散，断不能保障刘备持久进攻并取得胜利。因此，作为进攻方，刘备的取胜之道应是“打运动战”，从陆逊防守较弱的夷陵南面的澧水流域发动进攻，以分散其兵力，使其应接不暇。同时“因粮于敌”，解决影响战争全局的至关重要的粮草问题，然后各个击破敌人。这个见解前无古人。毛泽东不是书生读史，空发议论。这既体现了他对军事战略和战役指挥的天才领悟，更饱含了他作为军事统帅长期指挥革命战争的实际体验。相信当年的陆逊，若碰到毛泽东这样的敌手，也只能甘拜下风。

    诚然，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三国人物当中，诸葛亮是毛泽东谈得较多、也是被推崇的人物之一。毛泽东对诸葛亮采用屯田制巩固边防给予充分肯定。1955年元旦，他在与王震讨论退伍军人的安置问题时，说：可以组织屯垦戍边嘛！中国古代就有屯垦制，管仲搞过，诸葛亮在汉中也搞过呢！开荒就业，治疗战争创伤，巩固边疆，应该是个好办法。1962年２月，毛泽东在和南京炮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孔从洲谈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时，又谈到诸葛亮的兵器改革，说：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毛泽东十分赞赏诸葛亮制定的和戎政策，认为这在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他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毛泽东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空白处，画了很多圆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彝族领袖孟获，以及在平定南方后大力安排、任用地方豪强为官吏的事迹。毛泽东说，这也是诸葛亮的高明处。

    毛泽东研读《三国志》，不像一般读书人那样只注重背记历史知识照本宣科，而是对史料重在辨别真伪，从科学分析史料中形成独到见解；也不像一般历史研究者那样只看重繁琐考证专注于细枝末节，而是着眼大局重在探索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毛泽东始终坚持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读《三国志》，始终坚持古为今用原则指导当前的实践，这一点是我们研读历史书籍应认真加以学习和借鉴的。

    （此文原载：《党史博采》杂志2017年第12期）

    作者：《总后勤部后勤杂志社》原主编，大校军衔，军队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