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中国的重要标志性人物，毛泽东、周恩来以如椽之笔改写了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对于他们之间的“天作之合”产生的巨大政治震撼力，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这样说过：“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可能不会烧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可能就会烧成灰烬。”同时他还认为，不是由于有毛泽东一个人，而是有他和周恩来两人合作，才使他们赢得了中国。尼克松的评价不仅道出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关系的本质，而且还道出了他们有着立党为公，真诚合作，配合默契，肝胆相照，凸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高尚品质和人格魅力以及他们始终维系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内一种奇特而微妙的合作关系之事实。

    早在井冈山时期，尽管周恩来在上海“主政中央”，而毛泽东则“落草”井冈山，但是阵地不同阵线同，斗争方法不同目标同。况且作为同是以改造中国、为中华之崛起而自强不息、矢志奋斗的一代俊杰，毛泽东与周恩来彼此惺惺相惜。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全党还称呼井冈山朱毛红军为“怪物”，以及中央高层领导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和看法的又屈指可数的情况下，周恩来不仅看到了在井冈山上的毛泽东领导武装斗争的必要性，而且还一以贯之地关注、敬重和大力宣传、鼎力支持毛泽东，为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人在探索和开辟新的中国革命道路中提供了广泛的力量支撑，从而帮助毛泽东实现了政治抱负，并使之缔造了诸多史无前例的辉煌业绩。

    周恩来指示：“四军的调动，只能向中央提出意见”。于是，毛泽东终于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实施井冈山的执政方略和腾出手脚重开边界的武装割据局面。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正在上海参与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周恩来对毛泽东部的动向和井冈山的斗争给予了密切关注。然而，由于关山隔阻，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井冈山斗争情况的了解知之甚少，除了从国民党报纸报道偶然获知一些信息外，最初主要是从中共江西省委给党中央的报告中逐步了解，并通过江西省委与井冈山沟通联系。直到1928年6月，党中央通过江西省委获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和转来毛泽东的信后，于当月4日，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总书记瞿秋白当年４月去苏联尚未返回）向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发出的第一封指示信即《中央给前敌委员会的信》，才直接沟通了党中央与井冈山朱毛红军的联系。信中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以前中央虽曾派人来找你们，但因交通的关系而终无一次能与你们接头，以致中央和你们彼此间的意见互不能达到。这次由江西省转来你们的信，知道你们的近况。”党中央对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表示极为关切的同时，还系统地分析了整个中国革命的形势，总结了全国各地武装暴动的经验教训，对红四军和策略任务和前敌委员会的组织等问题，也作了全面的指示，并决定组织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

    此番联系，让毛泽东知晓了党中央方针、政策和全国当前的革命形势，加上井冈山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也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从而令毛泽东分外高兴。此前，因为毛泽东在秋收暴动中被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误认为“不执行”决策和“临阵脱逃”而被责难的委屈一扫而光，更加投入到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之中。

    井冈山时期，因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同时接受江西省委和湖南省委双重领导，导致与毛泽东关于“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的策略有时不相一致，甚至有时会造成难以适从的境地。如，1928年六七月间，湖南省委不顾湘敌统治势力强大的情况，却指令：“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要“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杀出一条血路，然后用全力向茶陵、攸县、酃县、安仁发展……”；而江西省委则提出了异议，同时对井冈山斗争给出的策略指导是：“一、军事局面应尽量的扩大，南取赣州以为根据，北取吉安为屏障，并急向莲花、萍乡一带发展，猛烈杀戮土豪劣绅，肃清遂、万、泰、永一带反动势力，并与湖南、粤东北建立联络关系，造成进可以战，退可守的割据局面……”在湖南省委“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的强硬指示下，毛泽东一直处于“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的困境中，因而毛泽东及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很不理解、很为难，为此，毛泽东不得不“上书陈言”。但湖南省委的主张已经在红四军所部官兵中造成了影响，以致后来出现红四军主力兵败湘南和边界的“八月失败”，且在“八月失败”后，红四军还出现有的将士宁愿留在赣南游击，而不愿回井冈山根据地的举止。为了使党中央更好的掌握和便于指挥红四军以及给予毛泽东等更多的自主权，周恩来对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指示：“四军的调动，只能向中央提出意见”，两省委不能随便决定。此后，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对红四军的指导和联系才逐渐减少。于是，毛泽东才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实施井冈山建政方略和腾出手脚重开边界的武装割据局面。

    “现在选择红四军这样全国红军先锋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随后，周恩来庄严宣布中央的决定：“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

    “自古英雄多磨难”，就连具有治国安邦之雄才的毛泽东也不例外。所幸的是，毛泽东志气所向，却愈挫愈勇、愈挫愈坚。综观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其政治生涯常出现起起落落，跌宕起伏而充满了悬念和危机。如，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七大”，就令毛泽东的政治抱负遭受严重挫折——落选了红四军前委书记。

    与之前毛泽东经历的许多人生曲折并始终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不同的是，这次毛泽东被“逐出”红四军领导层是在无外因干扰、纯属红四军内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发生的。然而，对于这支自己亲手缔造、长期领导、尔后又呕心沥血细心呵护成长起来的红四军，突然有一天面临着“出局”的状况，必定会成为他刻骨铭心的一段人生磨难。

    之所以出现把毛泽东排斥出军队政权之外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最初只是由于红四军内部对如何带兵打仗、如何发展壮大红军等一些争论而引发出后来所谓的“原则问题”。按理说，领导人之间因为治政治军有一些争论和分歧原本是正常的，但有的同志认为毛泽东虽然悟性极高，在如何治军、如何带兵打仗、如何使红军发展壮大等等方面有自己的主张，并且常常是一些有别于中央指示的主张。然而，毛泽东往往以要从本地情况出发，要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为由，为自己辩护，这使认为应该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的同志心里总是不那么踏实。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却存在着毛泽东揽事太多、太有主见，常常听不进他人意见的情况，也让同志们感到郁闷。总之，在多种情境中，毛泽东一度成了少数派。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甚至说他是“自创体系”，是“反中央派”。

    因当时交通阻隔，通讯困难，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等有关情况，开始中共中央并不知道。直到8月间中央才收到新当选的前委书记陈毅的报告。原来7月上旬，陈毅奉命去上海前，将红四军党的“七大”上关于党的领导、政治思想工作、红军任务等问题的争论，以及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刘安恭的信、前委改选、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等等情况，写成报告送来中央，并报告自己也即将来中央汇报工作。受当时红四军党的“七大”影响，报告中充满了“毛泽东可以离开红四军，朱德不要离开”，“代表大会决议案主张两人都离开，但事实上朱去了指挥上有困难”，“朱去后找代替人难”，“毛的信仰差”，“毛继续工作不太好”，“中央能派人去担任他俩的工作，则两人同时可以离开，如不能同时派两人去，则先派一人，去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暂时工作”等不利于红四军团结的内容。

    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周恩来看到这些材料并建议下，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专门讨论红四军前委内部发生分歧一事。会上，周恩来针对刘安恭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故意造成派别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并提议将刘安恭调回中央，同时建议去信勉励他们（毛泽东和朱德）。就这样，由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负责起草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而在讨论起草指示信中，周恩来详细阅读了陈毅提供的7份材料。他越看越有味，觉得红四军创造了许多新鲜的经验，别开生面，照此发展下去，红军和根据地会得到大发展，朱､毛红军对革命的贡献就大了。于是，他建议把《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在即将问世的《中央军事通讯》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以便在全国各地红军中推广朱毛红军的经验。

    陈毅听了周恩来对红四军的赞誉，非常高兴。他回想起红四军创造出的别开生面的经验，大多数是在毛泽东主持下创造出来的：顶住中央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恰恰是被刘安恭称作“不服从中央指示”的毛泽东；被周恩来赞誉的开拓精神，正是刘安恭在红四军“七大”上批评毛泽东的东西。作为红四军“七大”主持人的陈毅，内心深感愧疚。

陈毅同志

    三人委员会在交换如何起草指示信的过程中，周恩来严厉批评红四军领导层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把自己这个战斗集体和革命战友看低了。这么好的一支军队，这么坚强而能干的领导同志们，却看不见自己战友的天大优点，而在为相比起来小得多的缺点上吵得大伤感情！”

    接着，周恩来指出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和红四军“七大”在处理内部分歧上存在四个问题：“第一，红军是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把主要精力用来引导群众对敌斗争，自己不去想办法，而把问题交给下级讨论，这在客观上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无法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来判断是非，只从组织上来回答个人问题;“第三，这次扩大会议､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地任意批评，而一般同志的批评大半又是一些唯心的推测，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兹后，周恩来在审定原稿时，特别强调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破产农民，而他们中自然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首先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继而强调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为极端民主的掩护”。

    周恩来的寥寥数语，画龙点睛地指出了“九月来信”的核心，也正是毛泽东在红四军中所坚持的最基本的做法。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坚定的正确的方向。

    “九月来信”被中央通过之后，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陈毅庄严宣布：“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

    著名学者、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余伯流先生曾评述道：“‘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周恩来一言九鼎，解决了红四军党内‘七大’前后纷争中的最重要、最核心的实质性问题。这是周恩来在毛泽东遭受一次次坎坷时对毛的最大支持！”

    11月1日，陈毅带着“九月来信”离开上海回中央苏区。在他临行时，周恩来赶来再三嘱咐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有了中央“九月来信”这把“尚方宝剑”，毛泽东在红四军‘九大’上所作的题为《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报告，才获得大会一致通过，成为红军建军的指导思想。而也就是在这次红四军召开的“九大”中，选举产生红四军前委成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复职，不仅挽救了红四军，而且在他的率领下，中央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了快速发展，这是后话。

    1930年2月1日，身在上海的周恩来获悉红四军已召开了“九大”，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对此，他特别高兴，他代表党中央写信给广东省委时说：“毛泽东复职，四军的中心政治领导已经确立”，“稍可使中央放心。”

    周恩来认为“四军是所有红军的主干”，所以“中央必将以最大力量注意”。此外，他还代表中央给福建和广东等省委写指示信，要求他们要努力“援助朱毛红军的运动”。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周恩来不仅慧眼识精英，“发现”了毛泽东，而且还全力举荐毛泽东、鼎力支持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