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谈到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时曾谆谆告诫：“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

　　“精通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这是毛泽东倡导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也是他本人身体力行、一贯遵循的研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义。毛泽东读的第一本马列著作是《共产党宣言》，时间在1920年。尽管这时尚未接触更多的马列专著，但他从《共产党宣言》等几本理论书中，认识了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贯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从此，毛泽东不仅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且开始扎实地关注和研究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

　　大革命时期，由于马列著作翻译到中国来的还很少，毛泽东只读到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部分内容。非常可贵的是，活学活用的毛泽东用该书的理论来说明中国的革命问题。他于1926年春夏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便引述了该书内容，并阐发说：“重新建设一切的中国现在的国民政府，若夺了政权，必定改革一切的，重新建设的。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别一个阶级的工具。”当毛泽东以高度的洞察力预感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潮流中正涌动着一股不可遏制的反革命逆流时，在1927年3月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第一次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经典描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一思想不能不说受到《国家与革命》理论的影响。而正是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著名论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战事频仍，形势险恶，身处被蒋介石反动集团封锁包围的革命根据地内，要读马列书籍是十分困难的。尤其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占统治地位时，毛泽东一度受到排挤，他的正确主张往往得不到贯彻实行，而教条主义领导人却动辄“引经据典”，说马克思、列宁是如何说的。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并说服党内其他同志，毛泽东发愤多读马列著作，为此想方设法搜集此类书籍。1932年4月，红军打下当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科技方面的书送到总政治部，其中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毛泽东如获至宝，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即使后来红军踏上长征路，他躺在担架上或骑在马背上也还不停地阅读。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有时通宵地读。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

　　毛泽东阅读这些理论书籍的同时，始终在思考着现实的革命问题：为什么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形势突然之间急转直下？为什么红军千辛万苦开创的革命根据地转眼之间便丧失殆尽？据彭德怀回忆：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就不会犯错误。之后不久，他又寄给我一本《“左派”幼稚病》,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和右同样有危害性。由此可见，通过阅读这两本书，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方面，从理论上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就主观方面说，是陈独秀犯了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另一方面，也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对革命的严重危害性，“左”倾同右倾一样地危害革命事业。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研读马列书籍的一个高峰期。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并从理论上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广泛收集并阅读各类马列著作。在延安窑洞中，毛泽东结合丰富的革命实践，通过真学真用，创造性地撰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著作，诸如《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正是这些理论推进，使毛泽东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的两大历史性跨越。陈云1941年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以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任弼时1943年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上说，1931年他到中央苏区，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在思想上‘存在着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识到他的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不仅自身在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带领和指导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且尤注重在思想方法上予以指导。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全会通过的决议开宗明义指出：“为了保证共产党员能在抗战建国大业中起其应有的作用，为了使共产党扩大发展成为能担当抗战建国大业中一部分光荣任务的巨大力量”，“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个实际斗争中来” 。正是基于增强党的各级干部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使党能够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战略考虑，党中央领导开展了建党以来第一次深入持久的学习运动。究竟怎样把理论学习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于1941年、1942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代表作，其中严厉批评了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他描绘的一张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形象生动。这次学习运动，在党的历史上首次确立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实现了全党思想上的高度一致，为夺取抗日战争和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党的建设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党由局部执政领导革命的党转变为在全国执政领导建设的党。如何领导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怎样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面对全新的历史课题，毛泽东在1954年再次阅读《资本论》，并多次研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经典著作。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是毛泽东发动的，但在逐步察觉并努力纠“左”的过程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如他通过深入研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首次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必要性，严肃批评了有些人宣扬社会主义可以废除商品生产的“左”的观念。据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逄先知回忆，关于这本小册子，毛泽东读了很多遍，经他批注的至少有4个版本。为了澄清很多干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上出现的一些混乱思想，从1958年11月到1961年6月，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先后4次提倡各级领导干部学政治经济学，包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在1959年底还专门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研读，边读边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