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主宰历史的,只能是人民群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毛泽东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探索意识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如何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摆在了党的面前。同时,苏共二十大前后,苏联日益明显地暴露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错误和缺点。为此,1955年底毛泽东在全党率先提出了以苏联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命题。
强国富民,是毛泽东毕生的追求。1953年12月,毛泽东在他修改审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初步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内容与后来的提法有所不同)。1955年3月,他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总结1958年“大跃进”及其对国民经济造成的破坏这一严重教训,1961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说: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预言: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不再存在。1958年秋,毛泽东注意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产品无偿调拨,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关于如何对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新出现的非公有制经济成份时,毛泽东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针对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毛泽东提出疑问,认为值得研究探讨。毛泽东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进行了探索,初步提出了改革旧的过于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的思想。强调要下放权力给工厂,让企业有“自治权”,成为“独立王国”,以此“促进生产的发展”。
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不吃人家吃过的馍馍”的探索成果的集中体现。这一成果,为中共八大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经济工作重心的提出,提供了基本的原则指导。《论十大关系》和八大所作出的重大决策,毋庸置疑地代表了党在那个阶段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曾经有过的正确方向。尽管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党偏离了和违背了这一正确方向。但这一探索,终究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斗争意识
毛泽东作为共和国的元首、执政党的领袖,他的最大的特点、最鲜明的特征便是斗争。没有斗争,他的生活便索然无味,他的内心便感到寂寞、惆怅甚至躁动不安。斗争意识,是毛泽东执政意识中浓墨重彩的极为重要的部分。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挑战者和造反者。他的一生充满着挑战与造反的色彩。1939年12月,他在延安发表了这样的演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是堪称经典的创造性理解的直抒胸臆,是斗争意识的最直接流露。1955年3月,毛泽东幽默地说:“牛为什么要长上角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角,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1965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时说:“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得出来的。”毛泽东在他生前的最后一个阴历除夕之夜,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这两位年轻人对垂垂老矣的毛泽东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强烈的斗争意识。她(他)们后来撰写的纪实文章称:毛泽东虽然行动不便,病魔缠身,语言不清,但仍用两手的食指相戳来强调斗争问题。毛泽东的哲学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哲学,是刀光剑影的斗争哲学。在两位美国人的心目中,即便是晚年的毛泽东,仍然“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
毛泽东的斗争意识和挑战性格使他在战争中如鱼得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制定的战略战术及其取得的辉煌战果举世公认。问题是这一强烈的斗争意识,这一鲜明的挑战性格和造反情趣在建国后并未因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并未因共产党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后作出相应的更易,而是注入了偏离国情、党情的内容。在他看来,形势越乱越好,大乱可以达到大治,大治的过程便是破旧立新的过程。于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其所,其乐无穷。于是,全党上下,神州大地,唯阶级斗争是纲,纲举方能目张。于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是毛泽东内心意识和价值理念的严重偏差和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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