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2年3月初，周恩来与张申府等由巴黎迁居柏林，与远在德国的中共党员张伯简组成旅德中共组织，并经常奔波于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之间，积极开展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个空地上，由赵世炎主持会议，周恩来（代表柏林）、李维汉（代表工学世界社）、刘伯坚（代表比利时）等23人参会（一说18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组织章程,确定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党部设在巴黎意大利广场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旅馆里。会议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化名乐生）任书记，周恩来（伍豪）负责宣传，李维汉（罗迈）负责组织。8月1日，机关刊物《少年》创刊，周恩来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先后在该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失败了么》等文章。10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会议，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5月上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1923年1月初，李维汉回国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1月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收到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中国代表陈独秀（时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回信，建议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把“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2月17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到会代表42人（代表着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留学的72名“少共”党员）正式接受了该建议，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选举了新的执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1923年夏天，周恩来从德国回到法国，住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从事党和团的工作，并经常到学生和华工比较集中的拉丁区和近郊的小咖啡馆演说或写文章（到“小咖啡馆演说或写文章”有据可查，推断“小咖啡馆”很有可能就是花神咖啡馆。根据笔者考察，巴黎的拉丁区位于五区、六区之间，而花神咖啡馆位于第六区的圣日尔曼大街上，地点基本吻合。另外花神咖啡馆的露天座区也是传播思想与文化的“理想讲堂”，如阿玻利奈尔就曾每周二在这里宣讲“超现实主义”）。此间，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主要是同“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派进行斗争。
旅欧青年中的无政府主义派在1921年秋成立了“工余社”。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曾经是“工余社”的主要成员，陈延年（化名林木）当过《工余》月刊的编辑。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周恩来认为他们毕竟是要革命的青年，要用中国革命的实际教育和争取他们。1922年，“二陈”被争取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员，并现身说法，教育争取了其他工余社社员。到1923年末，中共旅欧组织在与无政府主义派的斗争中已取得决定性胜利。
旅欧青年中的国家主义派在1923年成立了以曾琦、李璜为首的中国青年党，他们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在于“多数国民无国家之自觉心”，否认和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对国家主义派，周恩来先后在《赤光》（1942年2月1日《少年》改名《赤光》,周恩来任主编,李富春、邓小平负责编辑及刻版）上发表了《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等30多篇文章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国家主义派后来堕落到带领法国警察抓捕共产党员的地步，曾琦、李璜回国后还公然与军阀孙传芳相勾结。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1922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作出了与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与此同时，国民党也意识到旅欧华人中聚集了大批优秀知识分子，是一支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1922年8月，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委派王京歧作为全权代表，赴法国筹备组建国民党驻欧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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