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伟人在晚年时的关系中，互相爱护和关心，真可谓入丝入毫，点滴不漏。走进晚年，老人的悲怜晚情，揪人心肺，催人泪下。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状况曾发生了一次突变。1972年1月参加陈毅追悼会后不久，毛泽东再次病倒。并且来势凶猛，他休克了。经过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才苏醒过来。

　　周恩来当时得知毛泽东病重的消息，坐车从他的住所西花厅赶到游泳池时，许久许久下不来车。工作人员从他的表现上看出，他肩负的担子沉重，责任重大。虽然他曾指示医务人员对毛泽东的病情进行了全力以赴的抢救和治疗，但是在一片“万寿无疆”的声浪中，从中央委员会到各级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病情、身体状况一点都不知道，也没有丝毫思想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万一毛泽东有个“闪失”，周恩来该如何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呢！

　　1972年，周恩来已经出现便血的病象。他像是有某种预感，更加不分昼夜地工作，常有几十小时不合眼的情况。他的身体迅速地消瘦下来。医生劝他做全面检查，他望着医生低声恳求道：“你们先不要急，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5月18日，周恩来经京、津、沪三地的著名专家确诊为膀胱癌后，立即报告毛泽东。

　　当毛泽东展开医生的报告单，一字一句地看完时，他的心情是那样的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紧皱着眉头的脸上。毛泽东亲自指示由叶剑英、邓颖超、汪东兴和张春桥领导医疗组的工作。

　　早在1965年，医生发现周恩来患心脏病时，毛泽东即关心地请他“工作量减少一点，少看一点儿文件”。周恩来患癌症后，毛泽东又多次劝他“安心养病”，“节劳，不可大意”，并提出请邓小平出山，主持日常工作，以减轻周恩来的负担。

　　1974年2月，四届人大开过后，周恩来由于过度劳累，病情继续恶化，每天便血不止。毛泽东得知后，非常伤感。他躺在床上忍受着近乎失明的痛苦，费力地一字一句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3月20日，周恩来用颤抖的手亲笔致信毛泽东：

　　“主席：最近4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3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今年开会后(注：指四届人大)，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经此癌肿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40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的地方。……”

　　那是1935年7月28日，周恩来随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松潘毛儿盖。就要进入草地了，这将是最艰难的一段路程。

　　这时，周恩来病倒了。他高烧不退，几天来一直处于昏迷中。当时毛泽东决定让邓颖超从休养连调到总部帮助照顾周恩来，并指示医生全力抢救治疗。

　　经医生检查，并结合临床表现，确诊为“阿米巴痢疾”。根据医书记载，这种病死亡率极高，只有个别患者在化脓部位与肠接触的地方穿孔，脓液经肠子排出体外而得以生存。

　　当时，根本没有做穿刺和开刀手术的条件，于是，医生们决定除了让周恩来服用易米丁药之外，还采用了古老的“冰敷”疗法，以挽救周恩来的生命。

　　医生们把冰袋放在周恩来的身躯上部，焦急地等待着。

　　过了六七个小时，周恩来终于慢慢地清醒了，他不时地低声呻吟，说肚子疼，并排出了许多脓液。周恩来转危为安，在与死神的搏斗中，他胜利了。

　　周恩来给毛泽东的这封信，又重提此事，说明病因，读起来使人心如刀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