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修养要则”：周恩来（１８９８—１９７６），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１９２１年加入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国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并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８日，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整风学习时写下了一则《我的修养要则》：“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林伯渠的“生产节约计划”：林伯渠（１８８６—１９６０），１９２０年参加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１９４４年春节后的第四天，延安《解放日报》用醒目的头条新闻登载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个人的“生产节约计划”。该计划有四项：一、从农业生产上，完成细粮两石交粮食局（用变工合作法）。二、收集废纸交建设厅。三、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五日（１９４４年农历正月初一）起，戒绝吸外来纸烟。四、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单、毛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供给。这位延安著名的五老之一，并没有因自己的职务高、资格老而搞半点特殊或是挥霍浪费国家的资财。四项计划虽不深奥，但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体现了我们党的领导干部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表现了共产党人艰苦创业、勤俭节约的革命精神。

    罗瑞卿与“站台票”：罗瑞卿（１９０６—１９７８），１９２８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等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在担任公安部部长时，是执法的领导同志，也是守法的普通公民。有一次，他和两个随行同志去火车站接客人，因为时间晚了，随行的同志来不及买站台票，便领着罗瑞卿直接到了检票口，对检查员说了句“我们是公安部的，来接客人”，便进了站。在回来的路上，罗瑞卿想起进站接客的情景，忽然问道：“进站买站台票了吗？”随行的同志摇了摇头。等把客人送到住处之后，罗瑞卿即对那位随行的同志说：“现在你马上到车站去，补交三张站台票钱！公安人员应当做守法的模范，不能有特权思想！要知道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叫‘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要防微杜渐嘛！”

　　许光达不受“镜匾”：许光达（１９０８—１９６９），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大将军衔。１９６９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１９５０年１月，许光达回到了阔别２０多年的故乡。乡亲们听说许将军回来了，都十分高兴。为了表示心意，大家凑钱买了一块长两米、宽一米的镜匾送给他。许光达对此坚持不受。他对倡议人说：“我是共产党员，毛主席教育培养的革命战士不是封建时代的军阀，不兴衣锦还乡，更不敢接受父老们的馈赠。分别２０多年了，大家会会面，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激励斗志，搞好工作。我跟随毛主席打仗，贡献甚少，不要给我送匾。如果说有一点成绩，首先应当归功于党和毛主席，归功于人民。”

　　刘伯承下令撤换“标语”：刘伯承（１８９２—１９８６），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元帅军衔。１９５２年，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任院长。在建军节前夕，他从北京开会回来后，看到几个文化干事正在大礼堂前悬挂标语，其中一条写着“攻书求实用，应如攻坚求战果”。这句话是刘伯承为院报《军学生活》出版两周年题的词。他马上对文化干事说：“快把这条标语撤下来。我的话怎么能够写到标语上去呢？不行，赶快把它换掉。”

　　董必武与“照相机”：董必武（１８８６—１９７５），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职。１９５４年，董必武率领党政代表团去东欧访问。临行前，他１５岁的儿子对一位随行工作人员说想要一台照相机。这位同志出国后和使馆的同志聊天时顺便提到了这件事，使馆的同志当真给买了一台。回国后，董老看见孩子摆弄照相机，才知道了这件事，狠狠地批评了儿子，并要秘书立即带上照相机和相当于这架照相机市价的一笔钱款，到外交部去作检讨，请外交部决定留照相机还是留钱款。外交部的同志听说董老发了脾气，也知董老一贯公私分明，就留下了照相机。

　　罗荣桓的“辞职书”：罗荣桓（１９０２—１９６３），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元帅军衔。１９５６年９月２日，因身体原因，罗荣桓感到难以坚持工作，便写了一份“辞职书”给彭德怀转中央军委并报毛泽东。“辞职书”中说：“我长期身体不好，不能工作，而又挂名很多，精神上极感不安，请求解除我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部部长等职，以免妨碍工作。”“辞职书”中还建议由谭政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志民任总干部部部长，如李不能调离志愿军，而又无其他适当人选时，赖传珠长期在总干部部工作，情况熟悉，亦可以任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胸怀大局，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被大家引为学习的榜样。

　　陶铸的“约法三章”：陶铸（１９０８—１９６９），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１９６７年１月遭到江青等人诬陷，受到残酷迫害。１９６９年在合肥逝世。１９５６年，陶铸在广东担任省委书记期间，有一次带领几个干部到外地检查工作。有一个县的领导设宴欢迎，陶铸看到大摆筵席的场面，非常恼火，匆匆吃了一碗饭便离开。此后，他每到什么地方去，总是事先“约法三章”：不准请客，不准迎送，不准送礼。

　　陈毅的“入会申请表”：陈毅（１９０１—１９７２），１９２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之一。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等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元帅军衔。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９日，陈毅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时，在“入会申请表”的“现在工作单位及职业”一栏内，填写的是“国务院工作人员”，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普通一兵”的革命队伍之中。他在“从事文学工作的简历”一栏内写道：“１９１９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并研究法国文学。１９２１年返国搞政治活动并作新闻记者，开始写诗及小说。１９２４年以后作革命职业家直至现在，文艺活动为业余工作，时断时续，但未曾完全放弃，写诗的时候多些。”其他栏目，也是有问必答，一丝不苟，表现了一位老革命家严于律己的高尚情操。

　　吴玉章的“座右铭”：吴玉章（１８７８—１９６６），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１９５９年，８１岁的吴玉章在自己的案头挥笔写下了一则《座右铭》：“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好学问而学问无专长，喜语文而语文不成熟，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是皆虚心不足，钻研不深之过。年已八一，寡过未能。东隅已失，桑榆非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毋怠毋荒。谨铭。”吴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学识也十分渊博。他严于律己，决不满足，８１岁尚且立志努力，难道我们不应该以吴老为榜样，更加勤恳地学习和工作吗？

　　谢觉哉的“教子诗”：谢觉哉（１８８４—１９７１），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１９６２年春节期间，谢老的一个在外地上大学的孩子回到家里，埋怨房子不好，甚至闹着要搬家；另一个上中学的孩子，也因为上街买不到皮鞋而口出怨言。谢老有感而发，就写了一首小诗来教育孩子，诗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知吃饭，不懂耕耘；他的外号，叫寄生虫。到校读书，回家锄地；锻炼脑子，锻炼体力；这样的人，才能成器。”谢老去世后，其夫人王定国还一直将它挂在书房里以警示子孙后代。

　　朱德的“党费”：朱德（１８８６—１９７６），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西三楼展厅，陈列着一张２万余元的存款单。这是朱德２０多年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钱。朱德逝世后，康克清按照他生前的嘱托，全部交给了党。朱德逝世前不止一次地讲，我只有２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要把它交给组织，做我的党费。他还说，子女们应该接革命的班，继承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而不是接金钱和物质享受，让他们接钱则是害了他们。

　　罗舜初与“国库券”：罗舜初（１９１４—１９８１），１９３２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等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９日上午，罗舜初由于肺气肿发作，住进了医院。一个星期二的晚上，罗舜初把老伴胡静叫到身边。他语重心长地说：“听说要发国库券了，现在国家财政赤字大，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到时候可要响应党的号召，带好头啊！”胡静也是一位参加革命４０多年的老同志，连忙点着头说：“我也听说了，有准备，你放心吧！”当购买国库券的号召发出后，胡静便从罗舜初为数不多的工资节余中拿出３０００元购买了国库券，实现了罗舜初为国分忧、支援国家建设的愿望。当罗舜初逝世后，人们惊讶地发现，他的遗物只有几套公家发的普通军服，两只用了几十年的木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