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世界人们关注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即将召开，周总理将亲赴盛会。周总理乘坐的飞机是租用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当时飞机在香港机场等候中国代表团。国家安全部门得到情报，国民党特务将在这架飞机上放置爆炸物。外交部也告诉印度政府，也告诉香港的当局要采取措施保证安全。由于飞机是印度的航空公司，可能他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结果国民党还是买通地面人员一个清洁工，就把从台湾运去的定时炸弹装到飞机上。

　　在临走以前，正好缅甸的总理吴努要在缅甸仰光开一个临时国家级领导人会议，发来电后通知周恩来总理先参加会议。吴努总理对中国如此尊重，周总理欣然同意。于是兵分两路：一路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经过昆明坐缅甸的飞机飞到仰光去参加会议；另一路其他一部分工作人员和记者从香港坐“克什米尔公主号”到万隆。结果这架飞机从香港起飞5个时以后，在中国海的上空发生爆炸，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随同前往的记者11人遇难。这场震惊世界的惨剧，周总理幸免遇难，如果没有缅甸总理邀请，总理的人身安全就很危险了。周总理曾不无感慨地说过：“什么时候我能乘坐中国民航自己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出国访问？”面对总理的提问，作为飞行员的徐柏龄从总理的话语里感到了期待和信任。

　　随周总理出访非洲

　　“我带你们去远航”

　　徐柏龄最为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在1965年，周总理带领民航人远航非洲，他有幸参加了。周总理6月3日到非洲去，为第二次亚非会议做准备。在出去之前，周总理还是租用了巴基斯坦的飞机，先参加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的，当周总理坐巴基斯坦飞机到达布加勒斯特时，当地政府有很多官员到机场迎接，罗马尼亚人看到降落的飞机不是中国的飞机，却是巴基斯坦的飞机。在场的罗马尼亚人窃窃私语，感觉很惊讶，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领导人怎么没有自己的专机。使馆同志听到后，把这个事讲给了周总理，周总理本人有很大得触动。

　　回国途中，周总理把随同出访的民航二局局长王建功叫到身边，缓和而凝重地说：“中国的民航要飞出去，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第二次亚非会议1965年6月29日要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举行。会前周总理在6月2日至10日，再次出国，对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进行友好访问。

　　“我们要坐自己的飞机去！”周总理果断地决定。中国民航的专机要送周恩来总理到非洲去访问。徐柏龄得到消息以后，激动不已，为周总理驾机出国访问的夙愿终于要实现了。

　　可是难题不少，当时中国民航没有先进飞机，最好的飞机就是伊尔18，这种飞机飞行高度最高能够到9000米（现在的波音可以飞到12000米），航程也比较短。飞机比较适合寒带气候，而这次远航非洲不仅航线长，气候复杂多变，特别是要飞抵非洲的炎热地区。飞机发动机能否在炎热非洲启动飞回，实在令人担心。

　　接到这个任务以后，民航总局的领导就选择了最好的飞机，最优秀的飞行组进行准备。当时，再加上当时中国和非洲建交的国家不多。远航非洲困难很多。第一，我们的飞机要飞越昆仑山，从喜马拉雅山边上飞过，当时高原上的雪山都是7000多米，如果天气不好的话，云中飞行或者颠簸就很危险，所以过雪山有很大的危险性。第二，伊尔18飞机是苏联生产的，在高温情况下发动机的启动很困难。我们去的时候要到卡拉奇，到伊拉克，到埃及、苏丹才能够到达坦桑尼亚，苏丹那个地方温度早晨都是40度以上，可能会导致发动机启动不起来。

　　为了保证首次非洲之行成功，民航总局决定，航线是北京—14号基地—卡拉奇—巴格达—开罗—喀土穆—达累斯萨达姆—卡拉奇，以掌握第一手资料。当时非洲只有几个国家和中国建交，机组选择这样一条航路，而且准备在总理出访之前先进行一次试航。

　　在1965年5月28日先进行试航，了解机场情况，另外把机场起飞、降落的地标都用小本子记下来。结果我们试航比较顺利，安全到达坦桑尼亚，很顺利就返回来。返回时，时间紧迫，周总理已经出访先到巴基斯坦，所以我们不能够回到北京，就在卡拉奇等待周总理。周总理访问伊斯兰堡以后，到卡拉奇上我们自己的专机。

　　第一次由中国的飞行员驾驶的专机远航非洲，周总理很高兴，上飞机以后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且鼓励我们，“我亲自带领你们去远航。”

　　巴格达机场突然断电

　　凭试飞经验摸黑降落

　　专机从卡拉奇起飞，到第一站巴格达时，正好赶上已经日落夜航，天很昏暗，当飞机对正跑道要降落的时候，突然跑道灯熄灭，没有跑道灯飞机怎么落地？大家精神一时紧张，怎么办？

　　为什么会停电呢？是敌人有意破坏还是技术事故？大家谁也不清楚。如果飞机不降落，伊拉克没有给我们机组第二个备降机场，如果不降必须要飞到叙利亚去，而叙利亚我们又没有去过，那边天气怎样，机场的情况都不清楚。这时我们的飞行员就借用试航时记录的数据，延长线地标都记得很清楚，过天桥是一排树，过了树就是机场跑道。这时我们决心根据初次飞的经验落地。飞机就这样过了天桥，过了这排树，隐约看到这个机场跑道就落地了。

　　飞机滑到停机坪以后天全黑了，总理怎么下飞机呢？大家出点子，把迎接总理的汽车排成一排，把所有的灯打开，把飞机上的滑行灯打开，总理利用这样的灯光照明下了飞机。机场没有电，不能和总统会谈，后来代表团乘车到总统府去进行了会谈。

　　突遇“风切变”飞机剧烈颠簸

　　总理鼓励他人飞机会安全降落的

　　40多分钟以后，总理与伊拉克总统会谈结束回来，又上了飞机。飞向埃及的首都——开罗。第二天 我们从埃及飞坦桑尼亚，中间要降落苏丹。考虑到苏丹的温度很高，最好在天亮之前到达首都苏丹首都喀土穆机场，日出之前温度可能会低一点，当飞机到达机场上空时，却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气象学里叫“风切变”，飞机产生的强烈颠簸，在我飞了这40多年中，这一次可以说是最严重的，颠簸让飞机响声音很大，像散架了一样。

　　我们心情非常紧张，因为要保证总理安全，我们谨慎的操纵飞机，在飞机强烈地下沉时立即加大油门，保持高度，因为高度只有400多米，维持了飞机的平飞。有一些人坐飞机不多遇到这种情况非常紧张，总理就给其他同志做工作，叫大家不要紧张，把安全带系好，相信我们飞行员可以安全降落，总理的话让大家情绪平稳许多。我做了个穿云降落，起初飞机是大逆风，要加很大的油门才能维持这个飞机下降的速度，结果过了这个风切变以后，就变成大顺风，把油门拉到零了，速度还下不来，我们还是保持沉着地操作，在全机组同志们的配合下，飞机安全降落了。

　　黎明将至，苏丹首都喀土穆本该凉爽的清晨却遇到强列的赤道热风，气温高达40度左右。当时苏丹的机场沥青跑道因为气温太高，像踩在海绵垫上似的，总理和苏丹领导人进行会谈，我们把油加好，一个小时后，我们又驾驶专机飞向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人民非常热情地迎接，10多万居民在10英里的道路两旁向总理欢呼，倾城人民夹道欢迎周总理。

　　回航遇苏丹政变

　　与狂风暴雨赛跑

　　当周总理圆满完成非洲访问，专机将满载着非洲人民对中国的友谊原路回国时。飞机起飞前的头天晚上，代表团获得苏丹政变消息。专机唯一路途被切断。由于没有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绕不回来。后来，周总理就亲自指挥，通过外交部，给埃塞俄比亚政府联系，接道从埃塞俄比亚回来，因为第一次亚非会议时，周总理和埃塞俄比亚国王有一面之交，另外，代表团和坦桑尼亚的总统尼雷尔联系，请他与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有比较好的交往，通过这两个渠道，借道从埃塞俄比亚回来。

　　埃塞俄比亚皇帝同意，我们专机从埃塞俄比亚飞回开罗。由于埃塞俄比亚平均海拔在2500米到3000米，我们对高原机场没有资料，后来是通过坦桑尼亚民航局提供的资料，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上“摸索”飞行，终于抵达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上空。

　　此时，正是午后，飞机到达机场上空时又遇到的强雷雨，天空乌压压一片，电闪雷鸣，必须争取在雷雨到达之前降落。正当我们准备放下起落架，准备直接着陆。埃塞俄比亚的指挥员却发出指令，要我们复飞。如果复飞飞机就要进入雷雨云层，总理的安全就要受到严重的威胁，后果不堪设想。

　　飞行员看见跑道上没有其他的障碍物，决定安全降落。因为国际民航有规定，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要降落的话，安全完全由你飞行员自己负责。

　　当飞机落地以后，未等飞机完全停稳，一道道劈天闪电轰然而来，电闪雷鸣、暴雨打在飞机上啪啪做响。幸亏早一分钟降落了，晚一点太危险了。

　　埃塞俄比亚派了外交官来接，周总理就给外交官做工作，当时埃方和我们还没有外交关系，通过周总理会谈之后，促成了提前建交，取得了国际外交上的又一重大胜利。飞机加油之后，接着又从埃塞俄比亚起飞，经过埃及，叙利亚，又回卡拉奇，在那里开始回国。一路上总理很辛苦的，我们也一样，飞行时间连续加起来超过32个小时。

　　飞到祖国领空合唱“东方红”

　　专机组共同荣立“二等功”

　　从卡拉奇起飞以后，我们的乘务员都希望在飞机上能够好好地安排周总理睡一觉。

　　当飞机飞回我们国境线时，一轮红日正在东方冉冉升起，太阳的光辉在山谷的空气中变幻着色彩。一种肃然的人生自豪感在徐柏龄心中油燃而生。

　　此时，连续操劳多日的总理也醒了，打开侧窗看到喷薄而出的红日，俯视晨光中的雪山，周总理分外激动，他兴奋地做了一个手势：“我们大家起来一起唱支歌吧，就唱《东方红》！”

　　客舱里周总理亲自指挥，唱《东方红》。总理意犹未尽，“我们再唱一首《红梅赞》吧。”

　　高亢雄浑的歌声飘荡在祖国上空，久久地回荡。进入国境以后，国境线上有一个导航点叫空军的红旗拉甫导航点，标高很高，有几位空军战士来指引飞机通过，他们很辛苦。所以周总理就问领队张瑞霭，下面是不是还有部队，张瑞霭回答下面有空军的导航站，总理马上就指示，“以我的名义给战士们发慰问电。”

　　红其旗拉甫山口导航点的同志们接到总理慰问电，受到了极大鼓舞，后来他们年年被评为空军先进导航站。

　　专机继续飞回西北14号基地，总理要在此视察。总理下了飞机没有马上走，在那里等我们，总理提出了要跟我们全机组的同志一起合个影。

　　这次首航非洲很顺利，安全地飞出去，又安全地飞回来。周总理建议民航总局领导给全机组记功，后来民航总局党委就决定，给我们全机组立了一个集体二等功。

　　这次首航非洲，为我们中国民航飞向世界奠定了基础，为今后我国领导人出访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此之后，中国民航就不断地飞向其他国家，领导人都是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