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铮老人(右)与本报记者合影。

刘铮题词祝贺本报社庆。均为赵佳月摄

　　14年后一家人短暂重逢
　　分别14年后,关于父亲,长久以来贺飞飞的脑海里都是一片空白。“为了填补脑海里的空白,我用了几乎14年的时间,不断幻想,不断更新,不断塑造,尽量去想象一个善良、英俊、很有大男子汉味道的父亲。”在《我的父亲朱德》中,朱敏如此回忆
　　1938年,12岁的贺飞飞被周恩来和邓颖超通过多方打听找到。然而当听说要将贺飞飞送往遥远的延安与父亲团聚时,年老的外婆犹豫了,最终没有放身体不好的外孙女离开。
　　随着战事的变化,国共关系恶化。贺飞飞也成为国民党四处打听的目标。“姨妈突然被国民党警察抓走,在盘问中,姨妈一口咬定贺飞飞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这才使她幸免于难。”
　　白色恐怖开始笼罩着贺飞飞所在的外婆家。朱敏记得的那个清晨,外婆在被窝里叫着外孙女的名字:“飞飞,外婆不能再留你了!”外婆告诉飞飞,母亲已经离世,唯一的道路还是要寻找父亲。此后不久,邓颖超又一次秘密来到成都,接走了朱敏和她的表妹。
　　穿着宽大的灰色军装,膀臂上带着红色十字袖章,这是贺飞飞安全抵达延安的护身符。分别14年后,贺飞飞终于再一次见到了父亲。关于父亲,长久以来贺飞飞的脑海里都是一片空白。“为了填补脑海里的空白,我用了几乎14年的时间,不断幻想,不断更新,不断塑造,尽量去想象一个善良、英俊、很有大男子汉味道的父亲。”在《我的父亲朱德》中,朱敏如此回忆。
　　尽管一路上,贺飞飞都在为如何开口叫一声“爹爹”而苦恼,但是,到达的一刻,脱口而出的呼唤声竟是如此的顺畅:“爹爹!爹爹!”毫无疑问,朱德也一眼认出了女儿,他匆匆跑下山坡,身后扬起了一串尘土,来到马车前,一把把女儿从车上抱下来。来到延安后,贺飞飞正式更名为“朱敏”。
　　被送到延安的第3天,毛泽东到朱德的窑洞串门。朱敏以前在国民党悬赏图上见到过毛泽东的画像,今天突然见到真的毛泽东,便好奇地高声叫出:“爹爹,毛泽东来了,毛泽东来了……”毛泽东拍拍她的头说:“才来就给爹爹当通讯员了,不简单!”朱敏抬头看着毛泽东,觉得和悬赏图上有一点儿差别,那就是眼前的毛泽东嘴下边有颗黑痣,便天真地问:“你真的是毛泽东吗?”这下把毛主席给问乐了,他笑呵呵地反问:“ 难道还有假的毛泽东?”毛泽东走后,朱德郑重地对女儿说:“虽然我比毛伯伯大7岁,但为了表示尊敬,你以后要叫他毛伯伯。”
　　可是,尽管与父亲的团聚来之不易,但在延安与父亲一起过了第一个春节后,朱敏又一次面临与父亲分别。朱德告诉女儿,她将和毛泽东的女儿娇娇去苏联学习,并给她定了规矩:“20岁以前不许谈恋爱,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惨绝人寰的集中营岁月
　　听说子弹受潮就会变成哑弹,朱敏和几个女孩子就开始商量如何才能把子弹弄湿,因为不能带水进工棚,不可能往子弹上洒水。最后他们决定趁监工不注意时往子弹盒里吐口水。后来德军前线退来不少不合格的子弹,以为是制造车间的质量问题,谁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些“小囚徒”的口水作祟
　　初到莫斯科,朱敏被分配在第一儿童院。集中了四十多个国家的孩子,其中有波兰统一工人党领袖贝鲁特、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美国邓尼斯、日本片山潜、南斯拉夫铁托等著名革命家的子女。中国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林彪的长女、瞿秋白的独女、刘少奇的女儿等许多革命领导人的子女都在这个第二故乡度过了难忘的“二战”岁月。
　　在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许多人都有苏联名字,毛岸英叫谢廖沙,毛岸青叫亚历山大。朱敏离开延安时,父亲为其起名“赤英”。父亲告诉朱敏:用化名一是为以防万一,不会暴露身分；二是“赤”和“朱”都是红色的意思———“红色英雄,这也是老人家对女儿的希望。”
　　很快苏德战争爆发,从国际儿童院到明斯克一处农庄养病的朱敏落入德军的集中营。朱敏和几百名来自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法国、英国等10多个国家的孩子,被送到集中营兵工厂里干活。“那哪里是什么工厂,只是一个大得四处透风的工棚。工序是将其他车间制造的子弹装进盒子里。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两只手被冰冷的子弹冰得又红又肿,手背生满了冻疮,一碰,脓血直流,疼痛难忍。时间一长,手掌的细腻皮肤被磨得像锉子一样粗糙。”
　　因为集中营中严禁互相打听,每个人只能说“是”或者“不是”,绝对不能问“为什么”。每天,这些孩子要完成30大箱的工作量才能休息。整整12小时,双手不停地装,像机器人一样,“被法西斯的皮鞭驱使,大皮靴踢打,做着牛马活,吃着猪狗食。”
　　朱敏最害怕听到尖锐的哨声和阵阵狗吠声。这种异常恐惧的声音一响,就意味着有人大祸临头。“她一想起那几只吐着血红舌头的大狼狗,浑身就忍不住颤抖。”那几只狗隔几天就要生吞活剥一个活人。“好几次狼狗当着他们的面将活生生的人撕得粉碎。”
　　然而恐惧并未吓住这些孩子,听说子弹受潮就会变成哑弹,朱敏和几个女孩子就开始商量如何才能把子弹弄湿,因为不能带水进工棚,不可能往子弹上洒水。最后他们决定趁监工不注意时往子弹盒里吐口水。由于个子小,被大筐子一遮挡,监工走远一点就看不见了。监工一走开,她们就往子弹盒里拼命吐口水,“每吐一口, 心里就有一种快感。到了下工的时候,他们嘴里干苦干苦的,嗓子眼直冒火,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但大家见面,都咧开干裂的嘴,会意地笑了。”
　　“后来前线退来不少不合格的子弹,以为是制造车间的质量问题,谁也没有想到会是我们这些小囚徒的口水作祟。”
　　到了1944年,德国法西斯开始节节败退,前线需要的子弹越来越多,劳动强度越来越大。终于朱敏支撑不住,病倒了,但又怕被发现送隔离室,就一天天痛苦地挨着。
　　某天朱敏刚起床,顿时天旋地转,一头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再度醒来时,发现自己睡在一间白色的房间里,扭头看看,橱架上有许多药瓶子,那是集中营的医务室。
　　一个高个子的德国狱医诊断她患的是淋巴结核,“说是开刀把脓放出来就会好的小毛病。”这是小朱敏第一次进这个医务室,但她早就听说这里的狱医连兽医都不如。
　　德国医生有条不紊地戴上白色口罩,斯文的动作无法让人和“凶残兽医”相联系。别人所说的或许不是这个医生,朱敏侥幸地想。医生“武装”完备后,深陷的幽蓝眼睛瞥了一眼朱敏,生硬的俄语在发问:“从哪里来的?”朱敏回答:“白俄罗斯。”
　　“不!你不是俄国人。”他突然尖叫起来,好像要揭穿欺骗似的充满警惕。“我是中国人,我是从……”朱敏想作解释,但阴冷的声音将其打断。
　　闭上眼睛,朱敏等待着成为医生手下的牺牲品。她感到冰冷的器械在脖子上移动,随之传来一股刺鼻的酒精味,她躺着等待注射麻醉针。但是紧随而至的,是撕心裂肺的疼痛直刺神经末梢,“顿时浑身不由自主地像被抽了筋似地弹了起来。”这个失去人性的医生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就用手术刀拉开了我的脖子!
　　朱敏拼命哭叫、挣扎,试图从手术刀下逃走。然而这个德国医生用大手死死按住,继续用刀切割伤口。直到她疼得昏死过去……
　　1946年1月30日,朱敏乘坐战后第一列从波兰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抵达莫斯科火车站时,一封沉甸甸的信递到了朱敏手中。这是来自父亲朱德的信:“ 苏联四年卫国战争也是中国国内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而没有及时打听你的下落,让你受了苦,爹爹对不起你!全苏联都在遭受战争的苦难,我不能因为个人的事情,麻烦苏联政府,想必女儿能谅解爹爹的……”
　　朱敏强忍着泪水,读完父亲的来信。当时摆在朱敏面前两条路:回国或是继续在苏联求学。朱敏想到当年离开延安时父亲的叮嘱———“你到那里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回来为国家多做贡献。”她选择了留在苏联。“她不能两手空空而归,不能给爹爹丢脸。她先在儿童院补习俄文,然后进入中学,到1949年读完了苏联十年制的课程,完成了高等中学的教育。随后她想上列宁师范学院。”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朱敏认识了中国驻苏联使馆的刘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