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主动请求降职不止一次。１９３４年１１月，早已是红二十五军军长的徐海东，又主动要求当副军长，把军长位置让给从中央来的程子华。徐海东高风亮节，充分显示出一个无产阶级军事家不为名不图利，一心为革命的宽广胸怀。新中国成立后，徐海东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识大体、顾大局的王树声

　　１９３５年秋，王树声由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调任三十一军军长。１９３６年夏，他又由三十一军军长调任总指挥部教导团团长。１９４０年６月，晋冀豫军区一分为二，分别组成太行、太岳军区，他由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调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１９４５年初任河南军区司令员。１９４９年５月，他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原来的下属成为他的上级。１９５７年７月，总军械部改属总参谋部，他由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改任总参军械部部长。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他都以革命的利益为重，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尽心尽力地做好工作。他曾说：“职务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我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争名誉地位的权利。”王树声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甘愿当营长的彭绍辉

　　１９３２年，彭绍辉担任红三军团第五军第一师师长。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彭绍辉失去一只胳膊，成为独臂将军。１９３４年，彭绍辉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师师长。遵义会议后，第十五师拆散编入红一军团第一、二师，彭绍辉调任该军团司令部教育科科长。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后，他被调回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对他说：“你回来了好，但没有适当的位子安排你，去搞教导营行不行？”彭绍辉回答说：“好！只要是干革命，什么工作都行。”于是，他愉快地当了教导营营长。

　　彭绍辉曾任第一野战军参谋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回乡当农民的甘祖昌

　　１９５７年，由于战争受伤留下的脑震荡后遗症，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少将谢绝了组织上让他到上海、青岛等地去治疗和疗养的安排，向组织提出了回老家江西省莲花县农村参加劳动的申请。经批准，甘祖昌带着全家人回到故乡，开始了他从将军到农民不平凡的后半生历程。甘祖昌回乡后，一直过着节俭简朴的生活。他给自己立下规定：不吃超过一元钱一斤的食物，不穿超过一元钱一尺布的衣服。他养猪种菜，连抽的烟也是自己种的，却把７０％的工资收入捐给了家乡的建设事业。上级在生活上要按有关规定照顾他，他一一拒绝；省民政厅要给他在县城盖房，他坚决不答应；新疆军区和江西省政协先后两次要给他配小车，他坚持不要。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８日，甘祖昌因病在莲花逝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交代家人的话是：“领了工资，先交党费，留下生活费，其余的全部买农药、化肥支援农业……”

　　甘祖昌，１９０５年生，江西省莲花县人。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在战争年代，曾三次负重伤。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主动考虑革命需要的朱瑞

　　１９４５年６月，中共中央决定让朱瑞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朱瑞闻讯后，去找毛泽东，说自己在苏联学习过炮兵，可为炮兵建设做些工作，起一点桥梁作用，副参谋长一职，请中央考虑合适的人选。他还从当时军队的实际情况出发，向毛泽东汇报了建设人民炮兵的初步设想。毛泽东对朱瑞这种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主动考虑革命需要，以及在炮兵建设上的战略眼光十分赞赏，鼓励他“放手做，做一个桥头堡”。不久，中央任命朱瑞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朱瑞带领全校师生坚持教学训练，迅速培养了一批炮兵骨干。

　　朱瑞，１９０５年生，江苏宿迁人。１９２５年起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院学习。１９２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０年回国。曾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第三军和第五军团政委等职。参加了长征。后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延安炮兵学校校长、东北民主联军炮兵纵队司令员等职。１９４８年在辽沈战役攻克义县的战斗中牺牲。

　　不当军长当师长的徐彦刚

　　“徐彦刚和黄公略同志一起工作过，黄公略很赏识他，说他‘做参谋工作当指挥员都行，文武全才’。后来二师缺师长，军委就又命令他到二师任师长。徐彦刚同志这个当过军长的人毫不计较，欣然赴任，真正做到能上能下，党性过人。他在二师当师长也很出色。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他被调到了湘鄂赣任司令员。以后我们长征走了，徐彦刚同志就在湘鄂赣牺牲了。”这是《聂荣臻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对“能上能下”的徐彦刚作了高度的评价。

　　徐彦刚，１９０７年生，四川省开江县人。１９２６年春考入重庆中法大学，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７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队上了井冈山。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军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１９３５年９月，徐彦刚在永修县云居山养伤时，不幸被想向国民党邀功请赏的歹徒黄盛彬三兄弟杀害。

　　坚决服从组织安排的伍修权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担任红军师政委和分区司令员等职务的伍修权，奉命去给李德当翻译；长征途中，部队减员缩编，他主动要求由军团副参谋长改任团参谋长；建国初，他从战略区领导的岗位上，调任外交部司长。每次工作变动、职务升降，他都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在新的岗位上有所贡献、有所建树。”这是张万年、迟浩田所写的《历史风云中的一代英杰——深切悼念伍修权同志》中的一段话，对伍修权的“能上能下”作了高度赞扬。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曾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等职。１９７５年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请求当助手的李立三

　　１９５５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个主管业务的办公室，准备任命李立三为主持农业的第四办公室主任。当邓小平找李立三谈话，征求他的意见时，李立三说，自己对农业一窍不通，是否分配他去管理工业的第三办公室工作。邓小平说，三办主任已经安排了李雪峰。李立三说，我比较熟悉工业，我去给李雪峰同志当助手。邓小平说，李雪峰同志还不是中央委员，你去当副主任好吗？李立三说，职位高低不必考虑，请中央放心，我保证服从李雪峰的领导，配合他搞好工作。中央三办后来改为中共中央工业部，李立三仍担任副部长，一直工作到１９６０年。他尊重李雪峰的领导，也不计较工作的轻重，只要交给的工作就努力去干。１９５６年，中央工业部经过调查研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党委领导、厂长负责的领导体制，得到中央批准。李立三为制定推行这一体制做了大量工作。

　　上书辞职的徐特立

　　１９５６年，徐特立年近八十。他感到自己记忆力衰退，身体不支，便向中央打报告，要求辞去中宣部副部长的职务，让年轻的同志上来工作。他在报告中强调说，若不这样，我是很不安的。此后，徐特立就不参加中宣部的领导工作了。

　　其实，早在中央苏区时，徐特立就曾让贤过，那时他是教育部长。瞿秋白从上海来到瑞金后，徐特立首先提出：秋白年轻有为，应该让秋白任部长，自己任副部长。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他俩互相尊重，互相支持，配合得很好。徐特立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等职。是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８日，９１岁的徐特立因病去世。

　　不想当检察长的张鼎丞

　　张鼎丞曾多次说过：“共产党人从参加党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献给了党。几十年来，同我一起战斗的同志很多都牺牲了，我是革命征途中的幸存者。想到已经牺牲的同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向党伸手要名要利。”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１９６１年，张鼎丞已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７年。这年，张鼎丞６３岁。他感到自己年龄大了，于是便两次去找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请求中央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要再提名他为检察长候选人，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这个职务。后来大会还是选举他为检察长，他感到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