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总爱好书法。对于书法，他的本意是：一是艺术爱好，二是休息脑子，三是活动筋骨手腕。他对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生命在于运动，长期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既锻炼了身体，又养成了吃苦耐劳的良好品质。写字就是一种辅助性的体力活动，长期坚持下去，对延年益寿有好处。

　　朱老总练字时爱用白麻头纸，后来因为这种纸不好买，改用黄表纸。练字时，将大张黄表纸裁成6开，然后按格书写（纸下垫有画好的方格）。他曾经一度右臂酸痛麻木，大家都劝他好好治疗休息，可是他仍旧坚持练写大字。经过认真悬肘运腕的习书活动，不久便治愈了右臂的酸麻症，而且日后再也没有发作。

　　他练字的时间多在午饭和晚饭前后，或是在阅读书籍文件后休息之时，每次在20分钟以内。练习书法时，行笔较慢，一丝不苟，神情专注。他认为缓笔定形势，忙则失规矩。

　　即使到外地视察工作，朱老总也要携带文房四宝。他有一个特制的扁木箱，将笔墨纸砚及墨盒、墨水分放在大小长方不同的格子内，并以小木楔固定，字帖和纸张等放在上边。外出时，无论乘车乘船，打开木箱，随时可以写字。

　　上世纪60年代，朱老总写的最多的是毛主席诗词。他还送给我几幅他写的大字。1965年12月20日，他专门为我写了一幅字：“共产党员郭勤英，维护病人很认真。工作五年如一日，业余努力学毛经。”我拿到这幅字时，心情十分激动：这不仅是对我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的激励与鞭策。他平时对我的学习和工作非常关心，在他的带动和帮助下，我学习了不少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他给我写的条幅我一直珍藏着，永作纪念，勉励我做人、做事。

　　在他的一生中，创作过700多首诗词作品，其中许多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的作品展示了他各个时期的风风雨雨，堪称“史诗”。

　　朱老总经常触景生情，即兴赋诗。但也有时，颇伤心神，需经历一番阵痛方能写出。那辗转反侧的构思，那一字一句的琢磨，常常影响到他的休息和睡眠。他还要求我们工作人员也都来写，说：“写诗就是把自己看到的东西用诗的形式说出来、记下来。只有多写才能会写，才能写好。”

　　读书是朱老总的又一嗜好。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到外地视察，工作之余总是要看看书，并教导我要多看书。上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曾倡导中央领导同志要读32本马列主义书籍。那时我正好在朱老总身边工作，他就让我陪他一起把32本书通读了两三遍，有的重要章节还反复读了好几遍。他还让我把一些重点摘录下来，我一共摘录了11本笔记本（23开本、每本120页）。他把我摘录下来的内容又逐字逐句地读了好几遍，并用红笔加以圈点。这些笔记本我至今仍保留着。另外，还一起通读了两遍《毛泽东选集》（1-4卷）。在读的过程中，朱老总还给我讲解文章的背景及主要精神，对文章中的生字、生词，他也都耐心地教我。他在读书过程中表现出的那种执着的精神、认真的态度，使我十分感动，也使我终生受益。

　　“东方解冻发新芽，芳蕊迎春见物华。浅坛梳妆原国色，清芳谁得胜兰花。”朱老总的这首诗表达了他对兰花的情有独钟。新中国成立之初，朱老总就开始养兰，他一生写下有关兰的诗词近40首。他曾对工作人员讲：“养兰入门易，精通难。须观天时，测气候，勤于护待，做到栽培有法。”并常说：“看上20分钟兰花，比休息两个钟头都好。”

　　当时，北京中山公园种养兰花，朱老总经常去观赏并指导，每次花展他都不会放过。1964年秋季，朱老总决定把他自己珍藏的大部分江浙名种都送给中山公园，这为公园兰花的发展打下了丰厚的基础。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花为媒”的故事：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日两国建交之前，日本的知名人士松村谦三先生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他与朱老总对兰花有着共同的爱好，在访问期间，曾来北京中山公园观赏兰花，并向朱老总点名要了如意素、寅谷素、寰球荷鼎和绿漪等4个兰花名种。朱老总都一一答应了。不久，松村谦三先生又回赠了几株日本杂交兰。这样，以花为媒促进了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为中日友好交往开辟了新的途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对此很不理解，不知道为什么一些老领导、老干部和一些老专家一下子都成了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他们不少人被批斗、被打倒、被关押起来，甚至有的被活活打死。那时我弟弟从外地来信说他也受到了冲击――因为他爱学习、好钻研技术，有人就批判他走白专道路。有一天，我向朱老总谈了弟弟的情况，我说不知该怎么办。朱老总说：“要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没有的不能乱说。”他的话虽不多，但却给我指明了方向，讲明了做人的道理。事实上，朱老总就是实事求是的楷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革命精神，走访老百姓，了解民生民苦，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在运动中，就是开展批评也从不说过头话，而是摆事实、讲道理，让人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