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察工作紧张而辛苦，乘火车、坐汽车，经常一两天就换一个地方，有时为赶时间就吃住在火车上。每到一地，朱老总都要听汇报、找人谈话、开会和到基层参观，深入细致地了解情况。尽管已是高龄老人了，但他总是不顾劳累、精神抖擞地工作，为的是能够掌握第一手材料。每次调查研究后，他都要写成详细的报告，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以利于党中央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

    生活简朴的朱老总在自家院子里开地种菜

　　朱老总的生活十分简朴。我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时，正值我国遭遇3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匮乏，油、肉、蛋、菜等供应严重不足。作为国家领导人，朱老总没有向国家伸手要补助，而是与全国人民一起共渡难关。他和夫人康克清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利用休息时间采摘野菜，并在自家院子里开出一块地来，种植蔬菜，如萝卜、土豆、红薯、冬瓜、苦瓜等。尽管他年事已高，并且日理万机，仍坚持抽暇亲自锄草、浇水、施肥。

　　俗话说人勤地不懒，这块菜地年年长势良好，收获颇丰。记得有一年这块菜地竟结了一个75斤重的大冬瓜，摘下后被送到了农业展览馆参加展览。当时记者写的新闻报道还被收进了中学课本。收获的蔬菜，朱老总总是先送一部分给工作人员的食堂，剩下的一时吃不完就放到菜窖子里贮存起来慢慢吃。康大姐还亲自动手用豇豆、心里美萝卜等来腌制泡菜，并耐心教我腌制泡菜的步骤和方法。我那时是第一次听说“四川泡菜”，感到很新奇。我很认真地向康大姐学习四川泡菜的做法，当时的细节至今难以忘记。

　　在中南海，朱老总的家可算作是一个大家庭。我到首长家工作时，看到他家里的孩子很多，大的十几岁，小的只有五六岁。其中，除了他的孙子朱援朝、朱和平和外孙刘建、刘康、刘进等，其余的都是从四川老家来的侄子、侄女、侄孙子、侄孙女，如朱传书、朱俊书、朱玉珍、朱和、朱春元、朱小兰等。当时他们都在小学或中学读书，平时在学校里寄宿，只是在星期天和节假日才回到中南海的家中。吃饭时一大家人围坐在两张大圆桌旁，有些“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朱老总之所以把这些孩子从四川老家接到北京读书并把他们培养成材，主要是为了报答家乡的亲人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对他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帮助，或为之所作出的牺牲。

　　在国家3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领导人的粮食和副食供应也相应减少。对朱老总一大家人来说就更困难一些。他们没有向国家伸手，而是靠自己省吃俭用、靠劳动种菜来渡过难关。粮食吃超量了，也硬是设法在下月再补回来。他们家规定孩子们都到西大灶工作人员的食堂就餐，朱老总说：“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孩子们不能脱离群众。”他对孩子们的要求很严格，不能搞特殊化。孩子们外出都是坐公共汽车，就连康大姐上街买东西也都坐公交车。首长的专车只能在外出开会或接见外宾时使用，从不让家人用。

　　朱老总平时吃饭很简单，主食和肉吃得较少，主要吃蔬菜，喜欢吃苦瓜、空心菜。衣着也很随便，除了出席一些正式场合穿得好一些，平时在家总是穿旧的布衣裤，里面的衬衣都是补了又补。我在他身边工作的几年里，从未见他做过一件新衣服，以至在他临终时我们竟找不出一件像样的内衣给他穿，最后不得不临时去红都服装店现做一套内衣，外面仍然穿着他穿过多年的旧外套。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谈及此事，都眼含热泪，从心底里敬佩他。

　　戎马一生的朱老总当年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让劳苦大众能过上好日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吃尽了苦头，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新中国诞生后，物质条件好了，但身居高位不搞特殊，一心想着的依然是党和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康，自己仍然过着俭朴的生活。临终前，他把多年的积蓄托康大姐交给组织，作为自己最后一次党费，而没有给儿女留下分文。“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这是朱老总写过的诗《勤俭》，他就是这样要求自己与身边人的。

    诗书、散步、兰花于朱老总一样也不能少

　　尽管朱老总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很注意劳逸结合，平时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按时起床，做自编的一套体操，以活动全身。早晚坚持散步，从不间断。他说：古人说过“安步当车”，散步走得太慢就和坐车差不多了，活动量不够，散步太快了也不好――不快不慢，可以一边走一边思考问题。

　　朱老总活了90岁，到老时腰身不萎，肩背不驼。他如此高寿，与许多方面有关。究其原因，除了由于先进的医学科学护理和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外，也和他良好的个人修养和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他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从事体育活动。

　　朱老总喜欢爬山，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每周日上午都要去爬香山，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他曾向我们传授爬山的经验，即：“上山软脚杆，下山闪脚杆。”这样爬山就会感到轻松多了。他喜爱祖国的大好河山，每次到外地视察工作时，总是有山必爬，他的足迹几乎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