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厌其烦，求知如渴

    毛泽东的早年同学周世钊，在谈到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书情况时，说毛泽东有“四多”的习惯，就是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这个“四多”正是反映了毛泽东酷爱读书、追根究底、求知如渴的精神。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便养成了“不动笔不看书”的习惯。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曾阅读批注了德国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在10万余字的原著上，他用工整小楷在书的上下空白处以及字行之间写上的眉批和提纲，密密麻麻多达12000多字，最小的字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而且，几乎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红笔和黑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凡是书中比较精辟重要的内容，总是用浓圈密点，甚至圈上加圈，点上加点。在他移居长沙清水塘时，他这本书曾被一个同学借去。直到1950年，这位同学才托周世钊先生带还给毛泽东。他又高兴地翻阅了自己写在书中的批语。

    毛泽东所写的读书批注，有的是读书时心有所想，情有所感，言有所论，信手写下的思想片断；有的是联系实际，概括和总结出的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具有很高的理论、学术价值；有的批注内容极为丰富，似串串思想珍珠，可谓“大珠小珠落玉盘”。   

    毛泽东动笔读书，还纠正原书中的错别字和改正原书中不妥当的标点符号。打开毛泽东阅批过的书籍，可以看到他是怎样不厌其烦地将一个一个的错别字和明显点错的标点改正过来，又将漏字一个一个地添加上去。

    毛泽东多次指出，学习马列主义一定要认真读书，坐下来，钻进去，不能像看小说那样，一目十行，走马观花，而要一句句、一段段地认真思考，用心领会。毛泽东一生阅读了大量的马恩列著作，不仅有全集、选集、专题文集、单行本，而且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文学、史学等专著。对《共产党宣言》一书，毛泽东第一次读到它是1920年来北京的时候，以后他是经常阅读，书中的许多精辟论断，他几乎全能背下来。

    1939年底，毛泽东在延安时，对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所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被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

    对《资本论》一书，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就用心读过，1954年又一次阅读了。当《资本论》于1956年再版，1968年分成7册以大字本印出时，他先后都选读了若干篇章。

    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一书中，数百封与党内高级干部、基层干部和友人、亲属的通信中，讲读书、切磋学问成了一大特色，也折射毛泽东追求学问的心境。比如，1954年12月28日致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信中，毛泽东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概念，使成百万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见《毛泽东书信集》449页）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左”的观点。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说服持这种观点的人，毛泽东下功夫多次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了批注，并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的批注和讲话，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一些混乱认识问题。

    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边读边议中，他发表了一些重要意见，反映毛泽东本人和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艰苦探索。

    毛泽东提倡“三复四温”即孔子的“温故知新”，对他认为重要的，如马列的一些著作；感兴趣的书如楚辞，唐诗宋词和一些史籍及古典小说，他都阅读多次。有的达数十次，《资治通鉴》他就读过17遍。

    毛泽东从来反对那种只图快、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他在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除少数篇章外，都一篇篇仔细琢磨，认真钻研，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哪一方面也不放过。通过反复诵读和吟咏，韩集的大部分诗文他都能流利地背诵。《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他从小学的时候就看过，到了六十年代又重新看过。他看过的《红楼梦》的不同版本差不多有十种以上。一部《昭明文选》，他上学时读，五十年代读，六十年代读，到了七十年代还读过好几次。

    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几乎渗透到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或者探讨一个问题，或者参观了一个展览会，或者得悉科学技术上有什么新的重大发展，以至看了一出戏，往往都要查阅有关书籍，进一步研究和学习。

    1958年，刘少奇曾以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作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例证。毛泽东觉得不妥，为查明此事，不仅翻阅了《全唐诗话》等书，还特地查阅了《旧唐书·列传》的贺知章传，发现贺传中并无不带家属的记载。毛泽东随即写信给刘少奇，陈述自己的看法，并送去载有贺传的那本《旧唐书》。

    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与周培源、于光远谈哲学问题，在讲到地圆说时，毛泽东说，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写道“大仪斡运，天回地游”。这首诗叫《励志诗》。辛弃疾在《木兰花慢》词中有这样两句：“可怜今昔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意思是说，从我们这里西边沉下去的月亮，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另有一个人间，那里刚好见到月亮从东方升起呢?毛泽东认为，这些诗词里包含着地圆的意思。

    1958年7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瀛台参观一机部的机床展览，回到住所，就要有关人员给他找两本书：《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这是他在参观时看到的。

    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6日他就要了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