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总理还是在延安的一次干部大会上，那时候我在留守兵团。总理当时身穿灰军装，说话声音洪亮，两眼炯炯有神，风度翩翩。但当时是开大会，总理并不认识我，直到抗美援朝板门店谈判的时候才有机会直接在工作中得到总理的教诲。

　　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总理风范

　　我是首批赴朝参战的，我们从鸭绿江边一直打过汉江，歼灭敌军数十万人。美国认识到用武力解决朝鲜问题办不到，于是迫不得已坐下来谈判。我于1951年11月从42军调到谈判代表团，历任党委委员，谈判代表，后来接替解方任中方首席谈判代表。

　　实际上，谈判的大政方针都是主席、总理亲自决定的，具体领导代表团谈判工作的就是总理，重要的谈判预案和发言稿都是经我们党委讨论通过后上报总理，他亲自批准后才用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天都和总理办公室有很多的电报往来，谈哪些问题，怎么谈，总理都会作出具体的指示。

　　后来因为总理要参加日内瓦会议，抽调了我们开城谈判的不少同志，留下我负责主持代表团的日常工作，任工委书记，并参加了1953年7月27号的停战签字仪式。

　　在开城谈判代表团工作的近两年时间里，我深深地感受到总理看问题高瞻远瞩，分析问题细致深刻，工作严谨认真，以及他的精明机智，这些都让我在工作中受益匪浅。

　　日内瓦会议后，总理访问了波兰和苏联。在访问波兰时，他们的总理告了我一状，说你们志愿军的首席谈判代表丁国钰只坚持原则，该妥协的时候没有妥协，这样容易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说我没看到后果的严重性。苏联已经丧失元气了，如果打起来，别人挡不住美国人。波兰总理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根据斯大林的意思来警告中共的。总理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回到北京后，就打电话让我坐飞机回国见他。

　　虽然在谈判的过程中和总理接触很多，但都是通过电话、电报，要当面见他还是头一次。当时我还是很紧张，不知道这么急让我回去，是不是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我回国后首先见了李克农。他说：“你放心，没事，你在前面做的那些工作总理都很清楚。以前总理并没有见过你，估计是想当面了解一下你这个人的情况。”

　　第二天到西花厅，见到他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但总理非常和蔼，也很客气，让我很快就平静了下来。他没有和我说任何工作上的事，就是和我拉家常。问我的出身，家里的情况，读了几年书，哪年入的党，怎样跟随徐海东参加长征、到达陕北的。当他听到我说海东两次救过我的命时很感兴趣，我告诉他一次是肃反时把我打成AB团要处死我，海东站出来说他曾到过我家，了解我的出身和家里情况，穷苦人家的孩子不可能是AB团，这样才把我保了下来；另一次是长征时我生病走不动路，海东就让我拽着他的马尾巴走了几天，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从参加革命一直谈到抗美援朝中我参加了四次战役，就这样我们聊了很久，整个谈话总理就是在了解我的情况，没有任何批评我的意思。拉过家常后，总理说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就回去了。

　　后来在北京第二次见总理是谈撤代表团的问题。总理说现在停战了，前方没有什么事情了，我们想把谈判工作移交给朝鲜方面，朝方也有此想法。总理让我把代表团成员都带回国，汽车、物资是否留给朝方由我来决定。我说总理啊，这样的大事您决定，我们执行就是了，没有意见。他说那好，你就把人带回来吧。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整个代表团的一百多人坐火车回国，汽车等其他物资留给了朝方。途经平壤时，金日成接见了我们，还专门给我授了一级勋章。

　　其实是否撤代表团这样的大事本来中央可以直接拍板决定，但总理还要征求一下在一线工作的同志的意见。善于倾听，重视具体办事人员的意见，这正是总理一贯的工作作风。

　　总理点名让我脱了军装

　　回到北京后，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找我谈话，说现在地方上需要大批军队干部去支援建设，让我脱军装，转业去做外交工作。我不同意，我说打了半辈子仗，地方工作我不熟悉，我不想脱军装。当时没谈通，后来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来和我谈，他说你不同意啊。我说是啊，他说你不想脱军装也得脱了，因为是总理指名要你的。我说那如果是总理要我转业我只好服从了。这算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从军队转到地方做外交工作。

　　驻阿富汗，总理嘱咐尊重小国

　　我是中国驻阿富汗的首任大使。行前总理约见我们夫妇，并共进午餐。餐间总理特别叮嘱我们要利用自己的身份多做上层工作，并要教育全馆同志平等对待小国。越是小国，越要注意尊重人家，尊重驻在国的法令法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要认识到各国人民都有自己的长处，阿富汗就曾经英勇抗击英帝国主义，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国家地位，这点很了不起。

　　开馆后我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并和大家一起身体力行。起初阿富汗的人民会把中国人当成日本人，后来逐渐地从我们的态度上，作风上分清了中日的不同。

　　后来周总理访问阿富汗，全程都是我陪着。阿富汗很落后，总理去访问，开始住在一个招待所，我不放心，我夜晚就过去和他住在一起，照顾他。

　　总理每天要刮胡子，我对总理说，你就到使馆理发室刮好了，这样不用每天自己刮脸。后来他发现每次刮脸的整个过程我都会一直陪着他不走，觉得我很关心他，保护他。他去参观喀布尔唯一的一个水库，要坐阿方的车。我说那里路很陡，又没法让他坐我的车，就一直跟着。后来他去参观坎大哈，我陪他坐国王的飞机去的。往回飞的时候，本来不下雨的地方下了点小雨，跑道是沙石道，快起飞的时候轮子在路中陷了一下，很危险。驾驶员是意大利人，很有经验。总理镇定自若，我当时是出了一身汗，太紧张了。共和国的总理，万一有点什么闪失，我怎么向中央和全国人民交待啊。

　　整个访问期间，他不以大国总理自居，平等待人，开诚相见，他的才华、智慧与风度，深得阿上层人士的敬佩。总理的访问为两国关系开创了新局面，中阿关系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地发展了下去。

　　总理领导下建立牢固的中巴友谊

　　1960年我出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当时巴基斯坦紧跟西方，参加了两个反共、反华的军事条约组织，因此中巴关系相当冷漠。

　　我上任不久，巴总统阿尤布汗访问英美归来。回来的第二天早上他的军事秘书就直接打电话给我，说总统要见我，我当时就觉得阿尤布汗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果然，他见到我就提出要和我们谈边界问题（红其拉普问题），以此来改善两国关系。

　　我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国内，又写了我的想法和意见。我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边界问题是可谈的，但国内一些同志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巴是在秉承西方意志，阴谋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做文章，不能谈。但我认为当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巴方不满西方重印轻巴的政策，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这不是阴谋。我们应该抓住机遇，促成谈判。因此尽管国内相关部门都不同意，我还是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样坚持了一年，后来总理说，既然你这么坚持，就回国向相关部门汇报一下吧，看看他们的意见。于是陈老总召集了国内所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听我汇报。我讲了我的理由，大家还是不同意。最后总理说一线的大使坚持了一年，自然有他的道理，为什么不能听听，开始谈呢。如果是美国的阴谋，我们也有个办法，就是提出先决条件，考验一下对方的诚意，看巴方是否还想谈。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好，于是我们提出先决条件，就是“边界问题可谈，但只能作为临时协定，等印巴的分界线划定后再最后解决中巴的问题，正式签协定”。我们提出后，巴方欣然同意。1962年10月开始谈判，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谈判不到五个月即顺利达成协议，双方以分水岭为界。我和他们的空军司令还一起先期坐飞机勘查了边界。1963年3月2日由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和布托外长在北京正式签字，从此开创了中巴友谊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