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我们有两条通道走向世界，北边一条是经莫斯科出去，南边一条是经香港出去。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北路不方便了，而南路因为香港当时是英国殖民地，很多事很麻烦，国民党特务活动频繁，所以这条路也不安全。这个时候总理提出，现在中巴关系友好，我们应该争取开辟中巴直通航线，把卡拉奇作为我们的新出口。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我向巴方提出了相关建议，并做了大量的沟通工作。巴方也很友好，很快与我们达成了关于中巴航空运输的协定，总理的这项战略措施得以落实。中巴航线的开通，使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了一条走向世界的重要战略通道。在当时全面封锁的情况下，这条通道就显得更加宝贵了。

　　中巴通航后，我国政府代表团、民间访问团及一切参加国际活动的人员均从此路走向亚非欧各国；1963年底到1964年初，总理出访亚非欧十四国也都是经由此路。此后，总理在多次出访中有时顺访巴基斯坦，有时途经卡拉奇做短暂停留，都会找机会与巴总统、外长会面。

　　中巴友好关系的坚实基础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是周总理亲手建成的，而其战略意义也是重大而深远的。比如说，后来的李宗仁回国以及七十年代初中美接触时基辛格秘密访华，都走的是巴基斯坦这个通道，友好的巴基斯坦给予了我们大力的帮助。

　　我在巴基斯坦期间，经历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秘密护送李宗仁回国。经过总理多年的工作，李宗仁先生终于决定回归祖国。当时总理考虑到如从美国直接回来，必然遭到美蒋的阻挠和破坏，故建议李宗仁夫妇先到欧洲走一走，转一转，然后按时返美以麻痹美国，为回国铺路。1965年7月，李宗仁夫妇回国行前，总理考虑到国民党在香港的势力很大，走香港有很大危险，而此时中巴航线畅通，我和巴方各个层面又都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于是总理安排他们买了经香港回国的瑞航机票，待飞机在卡拉奇经停时由我秘密把他们接下来转由中巴航线回国。我根据总理的指示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动用各种关系，精心安排，终于把李宗仁、郭德杰夫妇和程思远秘密从卡拉奇直接送回到了国内。当时周总理先飞到上海以个人名义迎接老朋友们，然后返回北京，带领当时的党政军领导人正式、公开、隆重地再次欢迎他们。李宗仁的顺利归来，为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文革中，在总理的领导下艰苦工作

　　文革时总理的主要精力都是怎样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他一方面要处理国家大事，一方面要和林彪、江青他们做斗争。同时，还要抽出时间利用各种机会做青年们的工作，教育、劝导他们，希望能够唤醒他们，并利用一切可能努力恢复正常生产。

　　后来总理调我到北京市工作。那时候局势越来越乱，我被聂元梓他们揪到北大批斗，他们还要打我，但是被周围的工人拦住了，真正的工人对我都很好。我不能回家，先后换了好几个地方，最后住在景山后街市委的一个招待所。这个时候我们想办法和总理联系上了。总理知道了我的下落后，专门找到当时的红卫兵头头，做他们的工作。告诉他们说现在北京没有人牵头日常工作，很多事都没人管，可是这个城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不能间断啊。再说马上要过年了，老百姓没肉吃可不行，这是大事。就这样总理亲自把我保了出来。我恢复工作后立即组织人去各地采购年货，我们一直忙到大年二十九才把年货发到群众手中。

　　1976年，送别总理

　　总理去世后是在北京医院整理遗体的，洗澡、换衣服时除了家属、秘书外，就是罗青长同志和我陪在旁边。换完衣服让北京饭店一直负责给他理发的师傅给他刮胡子。总理有个习惯，每次都会利用理发的时间休息一会，睡上一觉，那个师傅很了解，手法很轻，所以总理去世的时候又把他请来了。

　　后来群众要求瞻仰遗容，本来是应该在大会堂的，但四人帮捣乱，所以后来就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让群众瞻仰。火化那天，他的遗体在第一辆大车上，我们的车跟在后面，去八宝山。长安街两侧，从大会堂北门到八宝山沿路站满了自发来的群众，带着白花，大家哭成一片。老百姓对共和国开国总理的感情太深了。在八宝山，我含泪向我的良师，我的老领导，向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做了最后的告别！

　　在纪念周总理诞辰110周年的今天，我深深缅怀他老人家，他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正是他的言传身教，把我从一个抗枪打仗的军人培养成了新中国第一代的外交官；正是他，在十年动荡的日子里，指挥着我们为北京的稳定做了大量细致而艰苦的工作从他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无论是看待国内外形式的大局观，还是具体工作中的细致周到，以及他睿智的才华，现在想起来，每件事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