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唐由之说过这样一些话：“中央决定由我来给主席做手术，我特别激动。这时候还给了我另一个任务，就是要为主席讲解白内障是怎么回事，药物治疗是否有效，为什么必须手术治疗，西医怎么做，中医怎么做。我当时感觉主席是不太愿意接受这个手术的，别人也告诉我，主席对医生的话是10句只相信3句。而且主席这个人很健旺，也很自强，就是感冒发烧了，也常常去锻炼，提倡在大雨底下淋雨，主张动员自己身体内的抵抗力来克服病痛。主席也知道，医生对他肯定会无微不至照顾的，是三分病也要说它个五六分、七八分。但他不想因为治病而影响工作。主席眼睛虽看不见但照常工作。有一次我在他的房间里看到一个手表，是最老式的，好像是上海表。他说‘我不用手表，也用不着，我要想知道时间就问你们，你们会告诉我的。’那时候我天天去看他，给他讲解病情，他不但不拒绝，还总是耐心地听。”

    手术获得了成功

　　在唐由之行医的一生中，他觉得毛泽东是一位性格最特殊的病人。

　　普通的病人在手术前总是追着问医生效果会如何？有无并发症等，而毛泽东从来不问。

　　让唐由之没想到的是，虽然因为白内障已经有一年多看不到东西了，但是最终说服毛泽东接受手术却仍然不那么简单。最后唐由之说服毛泽东初步同意，是因为他动用了两句唐诗。唐由之跟毛泽东说，盒中空燃决明丸，就是有了病吃中医的药丸；金针一拨日大空，白内障经针一拨当然就豁然开朗了。连唐诗里都有这个说法，毛泽东因此就同意了。

　　唐由之把手术室设在毛泽东的书房。手术前，他让人把从苏州和上海定制的手术器械全部搬到了这里。可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毛泽东仍没有发话。1975年7月23日这天，大家一直等到了晚上11点多。

　　唐由之后来回忆说，“这一天大家都很紧张，怎么主席还不发话啊，到底今天做不做？我们大家都等着，一直等到晚上11点。大家知道我与主席接触多，比较熟悉，便说还是请唐大夫进去问问主席吧。我轻轻走进屋里，看到主席半躺着，像是刚睡醒（主席的生活不分昼夜，醒了就工作，累了就睡觉，饿了就吃饭）。于是我对他说，‘主席，我们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您看做不做啊？’主席侧过头来说，‘你们都准备好了？’我说，‘准备好了。’他说，‘你准备当中有问题吗？’我说，‘有些问题。就是准备中间我给您冲洗泪道的时候看您在沙发上动了一动，我知道我没有麻醉好，您可能有些疼了。’他一听抬起手哈哈笑了，像‘文革’期间在天安门向红卫兵招手一样，说道‘做！’各就各位之后，张玉凤和我便把主席搀出来了，这时候我看到周总理、邓小平已经在手术室门口等着了。我要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说不要了，你看好主席就行了。我搀着主席走到手术室，一边走主席一边问，‘唐大夫，手术室内你都准备好了？’我说，‘我都准备好了。’他又问，‘你音乐准备了没有？’我说，‘主席我没有想到，我没准备。’他当时就笑嘻嘻地说，‘张玉凤你去放《满江红》的弹词吧！’”

　　“球后麻醉做好了，心脏监护等也都准备妥，我便开始给主席做手术。手术很顺利，大概只有四五分钟就做完了。我用纱布包扎好后对主席说，‘主席，手术已经完成了。’主席说，‘那么快？我还当你没做呢。’这是我唯一听着音乐做的一次手术，虽然耳边响着音乐，但一句《满江红》也没有听见。手术完毕，心脏病专家过来跟我说，‘祝贺你手术成功，我没想到主席的心跳一点没改变。’我当时就想，主席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在大江、大海、战争年代都挺过来了，这一点手术对他来讲真是‘胜似闲庭信步’，根本无所谓。所以我更感觉到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唐由之说。

    毛主席与医生发生了“冲突”

　　手术结束时已经是7月24日凌晨。毛泽东进卧室休息去了，唐由之就守在毛泽东卧室的门外。刚过了一个小时，毛泽东突然醒了，并为唐由之写下了一首诗。

　　唐由之说：“看见主席醒了，嘴里边还说着些什么，我听不懂就问他，‘主席您哪儿不舒服啊？’主席说，‘叫张玉凤拿一支笔、一张纸过来。’我当时还以为他要写自己眼睛的情况呢，而他提笔写的却是一首诗，诗中写道，‘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因为我的名字叫唐由之，这一首诗里边有‘由之’，所以他念了这一首诗。下面一句是，‘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他告诉我，这是鲁迅悼念杨杏佛的一首诗。杨杏佛是进步人士，后来被国民党暗杀了。我的名字叫由之，因此他联想到这个。我说‘主席，送给我吧。’主席说‘好，我给你签一个字。’签完字，他还叫张玉凤到书架上拿来鲁迅的原作给我看，书放在哪个书架上，是第几章，他记得很清楚，所以张玉凤一下子就翻到了这首诗。我当时心里暗暗说，主席的记忆这么好，真了不起。”

　　唐由之没想到，更大的考验在术后。手术后第三天，唐由之要给毛泽东换药。通过这一段时间对毛泽东生活和工作习惯的观察和了解，唐由之猜想，毛泽东一旦发现自己能看清东西了，就肯定不会再让包上纱布。所以他事先叮嘱其他医护人员，千万不要给毛泽东拿镜子。没想到，因为这件事，毛泽东和他发生了冲突，并把所有的大夫都赶了出去。唐由之说：

　　“我给他打开纱布换药，点好药后问他，‘主席您看见了吗？’大概是隔1米左右，我伸出手指试着让他看并问是几个，他说都看见了。我要给他把眼睛再包起来，可他不同意，说：‘我已经好了。’我说，‘没有好，主席，你的切口还没有长好呢，还要包起来。’他说，‘我都好了，看得清清楚楚，眼睛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我接着又说‘不行啊，等切口愈合后才可以和外界的空气接触，否则眼睛容易感染啊。’主席仍不同意包，我一定要包，最后主席做了一个他特有的动作，把手一甩，说得好听一点是请你们走开，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让你们滚蛋。”

　　“这么一来别人都走掉了，惟独我还站在他面前。主席睁开眼问道，‘你怎么不走啊？’我说我不能走，今天我是医生您是病人，你得听我的。我们争执了好长时间，最后采取折中的办法，让他戴上了一副特制的眼镜。这是我请人用塑料做的一个眼镜，有一个套子，中间有一块11度的玻璃，罩在他的左眼上，这样左眼既能看得见，手又碰不着，东西还不会掉进去。”

　　为避免可能引起的感染，随后的几个月里唐由之一直密切照顾着毛泽东的饮食起居。对于领袖的晚年日常生活，他看得无比真切。他发现毛泽东的饮食很简单，并不像外面传言的那样每天都吃红烧肉。毛泽东晚年除患有白内障外，腿也有病，站不起来，更不能走路。1973年党的十大闭幕时，代表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送毛泽东离开会场，可毛泽东不能走，怎么办？这时周恩来机智地说，主席要目送大家离开，毛泽东也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这才避免了尴尬。

　　唐由之说：“主席睡的是木板双人床。床头底下垫着木头，床头高，床脚低，硬的。我想这是因为他的肺有问题，稍微倾斜，痰液不容易堵在喉咙。床单都是补过的，双人床上一半是搁书的，那个书搁得很高，高高低低的好像是睡着一个人。床角的右边还摆放着一台电视机，唯一的一台进口电器，但是他那时已经看不起来了。他吃饭时我去过三四次，那时候他已不吃红烧肉了，爱吃清蒸武昌鱼的尾巴，外加一小碗青菜和白切肉，再弄一碗酱油、一点香油，还有一点辣椒酱，蘸一蘸就这么吃了，几乎天天如此。有时是张玉凤喂他吃，武昌鱼尾巴刺多，张玉凤就把刺拿掉，然后用勺把鱼肉同鱼汤、米饭一并喂到主席嘴里。有一次我去看他，主席耳朵很灵，立即问谁来了，张玉凤说是唐大夫来了。主席有趣地问，又来看我吃饭了。我说，是，我来看您吃饭。他问我你爱吃辣椒吗？我说不太爱吃。他说‘不吃辣椒不革命，张玉凤，给他吃一块辣椒。’这时，张玉凤便把主席的筷子拿过来，夹一筷子辣椒酱，说主席请你吃你就得吃，说着便放到了我的嘴里。这一口辣椒真厉害，我一直记忆犹新。”

　　在离开中南海时，医疗组的同志要求跟毛泽东合个影，毛泽东于是被请到了中间。他笑着说自己这下子成了老太爷，并高兴地说，请唐由之来年再来给他做另一只眼睛。后来唐由之被派往朝鲜为金日成主席治疗眼睛。没想到到了第二年，唐由之还没来得及给毛泽东做手术，毛泽东就去世了。这成了唐由之一生中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