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粟裕找我谈了一次话。那是国务院业务组（国务院业务组成立于1967年初，因当时几位副总理均不能工作，周恩来总理又太忙，故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国务院业务组。业务组协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业务组成员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组成的国务院办公会议成员，粟裕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的工作已经结束，他即将回到军队工作之际。谈话中，他征询我愿不愿意继续留在他身边工作，帮他整理过去作战指挥的经验和体会。我回答说：只要首长这里需要，我愿意继续在首长身边工作。此后，粟裕决定由我负责他办公室的领导工作。不久，我又担任了粟裕住地党支部的书记，负责领导和管理粟裕办公室和住地的全面工作。

　　随和幽默的一代名将

　　1975年2月，粟裕担任了中央军委常委的职务。为便于参加军委领导活动，粟裕多数时间住在西山军委领导人住所。这样，我每天往来于西山和办公室（办公室此时设在军事科学院）之间，距离比较近。由于办公室只有两三位秘书，我们取消了值班制度，下班后有事情，都直接找秘书联系。当时别的秘书住在城里，而我的宿舍在军事科学院内，因此我就成了常任的值班员。无论是平时下班后或节假日，所有找粟裕办公室的电话都打到了我的宿舍，急件就直接送到我手上。有些事必须及时向粟裕报告的，我就及时报告粟裕。

　　我与粟裕朝夕相处，双方之间沟通无间。他外出遇到什么兴奋和高兴的事，回来都要给我说说。我不在他身边，他就电话告诉我。有一天，他参加叶剑英八十寿宴回来，已经晚上10点多了，仍高兴打电话给我，述说他参加寿宴的过程和领导同志们在宴席上互相开玩笑的趣事，让我分享他的快乐。

　　他知道我工作忙，尤其是节假日，整天都埋头于处理工作上的事情。为了调节我的工作节奏，有时他开车到我家门口，叫警卫员上楼叫我和他一块去公园玩。我说有工作要处理，他说你不出去就总有工作。我只好听他的，和他一起出去走走。只要车子能坐得下，他还叫我爱人和孩子也去。

　　我到西山他的住所和他家去办事情，遇到吃饭时，总要留我吃饭，并嘱咐厨房要煮点面条，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吃面条。他还知道我喜欢喝酒，凡在他那里吃饭，几乎每次都要让我喝几盅。他还为我喝酒创造了个理论。他说：“在我们湖南做酒做过了就变成醋了（指那种米酒），所以能吃醋的人也能喝酒。朱秘书是山西人，当然是能吃醋的，所以他应该有一点喝酒的水平。”这一年的冬天，老家来人给我带来一些红薯，这些红薯块头不大，皮光肉红，味道甜美。有一次，我爱人在家里的炉子上烤了一些。我们发现烤的红薯比煮的好吃。晚上我到西山粟裕住地时，便带了一些给他的子女和孙子们吃。他发现后，立即拿了一块吃起来，边吃边称赞道：“这东西比吃人参还要补人！”我爱人知道后，便常常专门为他烤一点，让我带给他。他只要见了烤红薯，不管是看文件还是写字，都要先停下来吃一块。他的家人和我看到后都很高兴。

　　粟裕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比较严肃不苟言笑的，但在实际生活中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工作之余，他常常爱开玩笑，讲一些笑话。有一次，我国驻澳大利亚使馆的参赞季尼来看粟裕和楚青。当时，我和粟裕正在散步，警卫员走上来说季尼来了。他很幽默地说了一句：“三尼姑来了。”跟我们一起散步的他的儿媳就问：“怎么叫‘三尼姑’？”他说问朱秘书。我就解释说，古代称谓排行，有伯、仲、叔、季之说，季就是最小的，后来体育运动等竞赛中把第三名称为季军，所以“季”有第三的意思，再加上来人的名是个“尼”字，不就可以说是“三尼姑”了吗？类似的情形比较多，他常常把别人问他的问题，笑嘻嘻地转交给我让我回答。譬如甘肃有个地名为什么叫酒泉？太阳的“回归线”是什么意思等，都让我替他作答。他这样做，一方面和我开玩笑，另一方面似乎也有检验我知识水平的意思。记得有一次，我们调来一部台湾影片，片名叫《女侠》，据说是根据《聊斋志异》中故事改编的。他家的孩子们听说片名后，就问他影片故事的大概内容，他就笑着说，去问朱秘书。我根据记忆大体介绍了《聊斋志异》中《女侠》的故事情节。最后我说，就不知道改编为电影时是否还保留了这些情节。他很满意。在临放映前有的首长问他同样的问题，他就叫我过去给他们说说。他有时候还把在外面听到的笑话讲给我们听。有一天，他从外面回来跟我说，今天几个老年人在一起都叹身体见老，笑话百出。大家在那里凑了几句顺口溜：“说话似吵架，迎风眼泪下，撒尿打湿鞋……”他说完引得我俩大笑一场。

　　粟裕作为一代名将，在战场上指挥数十万大军，纵横捭阖，令无数对手胆寒，但在自己家人、熟人面前完全是另一种情况，表现了他情感丰富、随和幽默的一面。

    挫败“四人帮”的阴谋

　　1975年春夏，我跟随粟裕去华东调查研究，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调研。当时“四人帮”妄图插手军队，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委派粟裕赴华东地区实地观察了解“四人帮”插手部队和地方的动向，相机给一些老同志打打招呼。我们从4月至6月先后到了安徽、江苏、上海，考察了部队，接见了军队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

　　在安徽合肥时，正值省委召开地委以上的领导干部会。粟裕便请来这些领导同志开了个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军队的反映和意见。当时“四人帮”利用周恩来总理生病的机会搞了一个“民兵指挥部”，与人民武装部争夺对民兵的指挥权，阴谋搞第二武装。在座谈会上，有人问对“民兵指挥部”应如何对待。粟裕回答说：“50年代我当总长时，亲耳听到毛主席说：‘鉴于苏联贝利亚事件的教训，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系统。’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搞民兵指挥部，值得研究。”他这样一说，立即使与会的干部领悟到了“四人帮”搞“民兵指挥部”有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央军委对“四人帮”篡夺军权的阴谋，有高度警惕。于是，与会干部心中有了底。

　　粟裕的这些话，在苏北一些场合也说过，同样起到了“打招呼”的作用。同时，他还向一些老同志个别交代，要他们对“四人帮”提高警惕。在那个年代，“四人帮”的爪牙到处都有，向“四人帮”卖身投靠的人也有的是。我为粟裕的这些言行捏了一把汗。幸亏他当时巧妙地用毛泽东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四人帮”一时还奈何不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