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兴国高兴圩发布《准备攻击富田新安的命令》，红军各部依令隐蔽向富田出击。8月1日晚，红军进至泰和县沙村、固陂一带，忽然发现敌军第十一师、第十四师已先到富田驻扎，正抢修工事。敌情的突然变化，令朱毛吃惊。经过缜密考虑，当即决定改变原定计划，令各部队连夜返回高兴圩隐蔽集结。此时，形势变得异常严峻。高兴圩南面30里的兴国城，东面20里的崇贤圩以及北面泰和县的沙村，都有敌军重兵。红军三面受敌，仅高兴地区方圆几十里地可供集结，西面又有赣江阻隔，处境十分危险。毛泽东经仔细分析敌情。发现东面的江背洞赵观涛第六师与崇贤蔡廷锴第一军团40华里之间有一个空隙地带。临时总前委立即在高兴圩召开紧急会议，在听取毛泽东的意见后，果断决定秘密穿过这个空隙地带，采取“由西向东、中间突破、袭击后方”的方针，改变打法，出奇制胜。

　　8月2日，红军移师，6日转移至莲塘地区，跳出敌人12个师的包围。7日拂晓莲塘战斗打响并乘胜追击前进，良村战斗打响。莲塘、良村两战，红军一天内歼敌两个多旅，俘敌3500余人，毙伤敌1000人以上。敌第五十四师副师长魏峨威、师参谋长刘家祺及两名旅长也被击毙，缴枪3100余支，迫击炮14门，电台2部，马200余匹，子弹30余万发。

　　良村战斗后的第二天，红一方面军总部原计划乘胜进攻逃往龙冈的残敌，后发现龙冈之敌已增加到9个团，附近敌5个师也可快速集结朝红军形成合围之势，如向龙冈进发，胜算与我军不利。而此时敌毛炳文第八师已仓促缩回到宁都县黄陂，孤守据点。8月8日，毛泽东、朱德决定放弃攻击龙冈之敌计划，派出红三军佯攻龙冈，主力连夜东向黄陂。红军总部于8月10日晚到达城江刘家坊松树林。

　　8月11日晨，红军主力进抵黄陂。其部署是：红四军，红十二军（欠三十五师）任主攻，红三军团和红七军迂回到黄陂东面断敌退路。当日中午，大雨倾盆，红四军和红十二军冒着大雨向黄陂守敌发起猛攻，一举突入圩内，正在集合准备逃跑的敌两个团全被俘虏。午后3时，敌师长毛炳文来不及收集机密文件，率残敌2个团仓皇向洛口、宁都县城方向溃逃。红军乘胜追击约20里，又歼敌部分。这一仗，红军歼敌约4个团，俘敌4000余人，毙敌1000余人，缴长短枪3000余支。机关枪30余挺，迫击枪11门，电台1部，子弹40余万发。

　　当天下午战斗结束后，毛泽东率红军离开黄陂前往大沽。总部再次驻扎阳斋村“胡家祠”，毛泽东再次入住“胡运旋屋”直至14日，后转移至兴国地区。

　　毛泽东第八次来宁都　步行到黄陂视察工作

　　1932年5月底6月初，毛泽东带领几个同志从瑞金出发，步行到黄陂视察工作。据当时的见证者说，毛泽东一行七人（其中有六个是警卫员），当天正逢黄陂圩日，他们于下午4时左右到达黄陂。在当时黄陂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同兴号”住了两天。期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区委干部会议，对党建工作等作了重要指示，要求大家“要艰苦奋斗，做好工作”，并指示互济会主任张香林“要把群众组织起来，互相帮助，把被敌军烧毁的房子修复起来”。始于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根据地军民实行坚壁清野和日夜袭扰，使得敌人日食不饱、油盐告绝。饥疲已极士气沮丧，在根据地吃尽了苦头。出于泄恨，敌人退却时，将东固、崇贤、枫边、方太、龙冈、君埠、南坑、黄陂、东韶、中村、码大、九竹一带房屋焚烧殆尽。敌军所过，稻谷充作军粮，猪牛杀尽，器物毁坏，受害群众多达十余万家，激起了苏区人民的极大愤恨。为此毛泽东对张香林说：“你不要再搞文书工作了，我交给你一项工作，黄陂被敌人烧了这么多房子，你去宣传、组织群众，三至四户为一组互助做房子。今年组里帮你做几间，明年帮他做几间，后年再帮另一户做几间，有四到五年，就能把烧了的房子全部做起来。”张香林表示，坚决按照指示办。会议从晚上八点至深夜三时许。毛泽东除向参会的同志问话外，还就党的建设，整顿地方武装，储运粮食等方面作了长达几小时的讲话。在张香林被找去区委问话时，张香林一进区委的大门，看见毛泽东正帮助区委书记姜启焕算数。次日毛泽东离开黄陂在连陂吃早饭赶宁都城。

    毛泽东第九次来宁都　与“左”倾错误作斗争

　　1932年9月下旬，为解决苏区中央局前方领导人与后方领导人在红军军事行动方向问题上发生的严重分歧。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议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苏区中央局前、后方成员都主张在前方召开全体会，但各自的企望不尽相同。朱德、王稼祥希望通过开会，使后方中央局成员赞同前方的军事部署；毛泽东则希望通过开会解决后方中央局成员“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问题；后方中央局成员希望通过开会，使前方坚决执行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必要时准备搬掉阻碍执行“进攻路线”的障碍；周恩来是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局前方全权代表和前方“最高军事会议”主席，他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彻底地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不容再有异议”。

　　1932年10月4日至10月8日间，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县东山坝小源村“榜山翁祠”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在前方的有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刘伯承列席会议。会议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传达讨论中共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发出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即“中央长信指示”。（二）以中共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为尚方宝剑，对今年2月以来红军的几次战役进行评估和总结。（三）讨论对付敌人第四次“围剿”的战略方针。（四）讨论和决定关于前方战争领导问题。

　　会上，后方中央局成员首先提出：“过去前方领导不能统一，认为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提出由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府（央）政府工作责任。”周恩来表示同意取消前方“最高军事会议”机构，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坚持毛泽东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泽东负主持战争责任，恩来同志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王稼祥和朱德在会上反对将毛泽东调回后方，也不满后方中央局成员对毛泽东的批评指责。后方中央局成员则坚持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不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方案，既反对毛泽东留在前方协助周恩来，更反对让毛泽东负战争总责。

　　毛泽东是个个性很强的人，他理解周恩来同志的处境与苦衷，感激周恩来对他的同情与信任。但他认为周恩来所提的两种办法，都得不到中央局全权信任，自己留在前方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对周恩来所提两种办法也不赞成。他愤而同意离开前方，回后方请病假治病休养。

　　会议就此问题进行表决。“最后通过了周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即由周恩来在前方负战争领导总责任，毛泽东留在前方助理。但毛泽东坚持要求请病假回后方休养。会议“最后批准毛同志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会议还讨论了其他有关人事问题，批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对有政治问题的人采取了组织上自由主义与组织观念的错误”等。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养病。他无奈地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

　　宁都会议一结束，苏区中央局就收到中共临时中央调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电报。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共临时中央博古、洛甫意见，正式决定将毛泽东调离前方，回后方工作。1932年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出通令：当前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同时，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通令各军，希转饬所属知照。

　　宁都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在小源的住处探视道别。毛泽东向周恩来表示：“若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表现了一个革命家忍辱负重，相忍为党的崇高品德。随后，毛泽东只好赋闲养病。他带着警卫离开宁都小源，回后方瑞金住了两三天，便前往长汀福音医院看病休养，同时看望即将分娩的妻子贺子珍。

　　毛泽东第十次到宁都　继受“小源会议”之冤

　　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后，1933年6月曾在宁都县主持召开过一次中共中央局会议（又称“第二次宁都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针对自己在第一次宁都会议上受到的不公正批评提出申诉。但博古在结论中重申第一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临时党中央继续推行“左”倾进攻路线。毛泽东无力阻止“左”倾“进攻路线”在中央苏区的贯彻执行，忧心重重，会议结束后就回到瑞金去了。

　　1936年9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中曾重提宁都会议一事，说，当时撤掉军职，“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完全是一种“高傲的宗派主义”。

　　毛泽东的十次宁都之行，全方位反映了中央苏区1929年2月至1933年6月的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一个伟人的闪光足迹，抒写了一部豪迈的革命壮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