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康国雄和父亲提及此事，父亲很生气地训斥道:你这孩子真不懂事，你不知道他不会写字吗？当然要等秘书！

　　在许多人眼里，攀附上蒋委员长定是飞黄腾达的台阶，可康国雄从未意识到这层关系的特殊性，惟一走的一次后门还是蒋介石主动帮忙。目睹山河破碎，年少的康国雄无心寒窗苦读，梦想着投笔从戎。1945年他毅然报考空幼，却因没有小学文凭而被拒。说来也巧，正当他郁闷得无处排解时，在去汪山的公路上又邂逅了蒋介石的车队，像往常一样，他高声喊住了车子，和几个小伙伴上了汽车。汽车空间很大，中间有座椅，几个同学坐在中间绰绰有余，康国雄则与蒋介石坐在后排。敢说敢当的康国雄诉说了投空幼无门的苦闷，蒋介石立即命令一位叫余滨东的侍卫官去办理此事。意外惊喜令几个小伙伴欣喜若狂，不久，康国雄果然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正当他梦想着驾机翱翔的时候，日本投降，当飞行员的梦想破灭了。

　　回忆往事，康国雄感慨良多:自己儿时不懂政治，对蒋介石并无恶感，而且也没觉得这是件风光的事，从未向同学炫耀过，不过是一段正常的交往而已，可在某些人眼里却成了一道很好使的紧箍咒。

　　周总理第三次批示起作用

　　高中毕业后，康国雄考入了南开大学经济系，后分到了北京机械学院任教。“文革”中因“蒋介石干儿子”的罪名蒙受了严重冲击。他的遭遇不但得到章士钊等著名人士的鼎力帮助，甚至惊动周恩来总理三次批示予以保护。

　　章士钊与共产党领导人有着密切联系，周总理曾叮嘱下属，章老的信件必须当天送到。1968年，为了说清“干儿子”一事，康心如请章士钊帮忙。章士钊为人正直，遂向周总理反映。一年后，周总理的批示才传达下来，康国雄私下得到的消息是批了五点意见，大体是:对康国雄的历史问题一律按民主人士处理；如果发现康国雄是蒋介石的干儿子，但未发现什么严重政治问题，不予追究，若发现有什么严重政治问题要上报中央进行处理；如发现有严重三反言行，上报中央酌情处理；对康国雄的家庭生活和工作问题要给予照顾；要文斗，不要武斗。

　　机械学院军宣队曾一度考虑让他留在北京，但当时正值“清理阶级队伍”高潮，周总理的这次指示并未得到真正执行，康国雄还是随北京机械学院搬迁到汉中。

　　在汉中期间，康国雄的命运更为不幸，经常受到批判和审查，健康状况明显下降。医生建议他回京治病，可身处困境，回北京谈何容易，康国雄不得不让妻子向章老求援。

　　章士钊不顾体弱多病，向周总理写了第二封信。那个时候，周总理的处境也很难，但还是很快作出反应，写信给国务院有关部门，指示要许可康国雄回京治病，而有一位负责人士竟然没有原原本本地传达，只是了解了一下情况，机械学院的回答是康国雄有三反言行，顶着不放人。

　　相反，康国雄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背负了又一罪名，不堪重负的他再向章老求援。章老提笔第三次给周总理写信，并附上了康国雄的三个医院证明。百忙中的周总理立即做了第三次批示。康国雄终于被解放了，他隐约感觉可能是中央领导说话了。回到北京才确认是周总理的批示保护了他。原来，机械学院最初仍想阻拦，直到机械部明确表态:这是周总理的批示，不能顶！当地才放人。康国雄对周总理的三次保护感激不尽，老人家公务那么繁忙，竟几次三番为他的事情操心，真不愧是人民的好总理。同时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周总理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日高，第三次批示与前两次批示的作用大不一样。

　　康国雄回到北京先是在朝阳区七二一大学任教，改革开放后，康国雄参与了创办朝阳区职工大学的工作，他充分发挥善于组织、善于公关的长处，使得朝阳区职工大学跻身市十所重点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