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夕，周恩来又提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 ［14］（p.71） 。1962年2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不可能正面批评“大跃进”的错误，就用了比较婉转的办法批评:“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提出要敢于“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2］（p.349） 这几句话语重心长，是富有针对性的。

　　1956年1月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周恩来敏锐地认识到“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夜”，“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 ［2］（p.181） 他在后来多次提出“四化”建设任务时，把“四化”的内容改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并指出“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2］（p.412） 周恩来认为“为国家培养各项建设人才，首先是工业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是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 ［14］（p.140）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要使受教育的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就是要使受教育的人经过生产劳动，锻炼成为一个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文化的劳动者”，并且进一步说明，他这里所说的劳动者，“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 ［14］（pp.206～207）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居间调停，做出种种危机处理。他善于确立适度目标，能在激进极端观点间起平衡作用，是毛泽东的危机处理人，邓小平是毛泽东之后的改革家，两人都是“左”倾激进主义的矫正者。 ［15］

　　周恩来是中国当代史上伟大的、永垂不朽的历史人物。他的这些现代化思想，至今仍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他为中国的振兴与现代化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带领中国走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现代化道路，渐入佳境。

　　［参引文献］

　　［1］〔美〕辛西娅·蒙哥马利:《动态战略 持续掌控》，《哈佛商业评论》2008年第2期。［2］《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0页。

　　［3］中共中央党校编《“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3页。［4］南开《校风》第48期。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25页。［6］魏史言:《对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初探讨》，见《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49～561页。

　　［7］《周恩来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8、177、98～99页。

　　［8］ De Ridder-Symoens，H.（1993），Mobility，in H.de Ridder-Symoens ed，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Eu-

　　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Vol.I，pp.280～304.

　　［9］ Hans de Wit（ed.）（1995），Strategies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A comparative study of

　　Australia，Canada，Europe and the U.S.A，The Netherlands: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pp.5～9.

　　［10］哈尔滨工业大学:《坚持方向，深化改革，进一步提高办学水平》，国家教委人事司编《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10～611页。

　　［11］ Alladin，I.（1992），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The Glo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