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厚民:总理不仅工作兢兢业业,而且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有时候,总理见到我们这些搞摄像、摄影的人,总要问候几句。当时拍电影的机器很重啊,总理就亲自拿起来掂量掂量,我还拍了这张照片呢!总理有时候会说,你们也要多拍拍群众啊,不要光拍我们!有一次,在颐和园里面碰到一些群众,总理就停下来和大家交谈,我抓拍了这个镜头。还有一次,1963年的一个礼拜天,或者是“五一”节,他和邓大姐两个人去颐和园的后山散步,来到一个卖东西的售货亭前,就问卖东西的人生意怎么样?我也拍到了这张照片。
主席让我为他拍摄办公照,笑着说“完成任务了”
中红网:这些老一代领袖都很平易近人,很有风度,平时生活中是不是也很风趣?
吕厚民:有啊!有一次,我想拍主席办公的照片,但是他平时办公的时候,老在聚精会神地看文件,不好打搅他的思路。所以,我就提前和主席讲,也和秘书讲,说主席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给你拍张办公的照片,他点了点头。过了好长时间了,正好有一次去杭州,那天下午准备到杭州饭店会见朝鲜领袖金日成,我和两位卫士在门厅等着主席,他在办公室,出来以后一块去。那时我们刚到杭州第三天,主席笑眯眯地上来握手,说“好久不见了”。其实我们一道坐专列到杭州才第3天,结果我们几个都笑了。接着,他又说:“你不是要拍我办公的照片吗?”我说:“是,我等了好久了。”主席说:“那什么时候拍啊?”我说:“现在就拍吧。”主席说:“现在要见客人去。”我就看看手表,说:“时间还来得及。”主席说:“好,那就依着你。”他就又回头走进办公室去了,写起了唐诗。我赶快去我住的房间,拿闪光灯的分灯。当时没想到,主席在这个时候让我拍办公的照片。一般的接见客人,不要分灯,要一个闪光灯就行了。为了拍好办公照片,最好要用两个闪光灯。
我拿分灯回来,主席还在写字。我当时用的是120相机,可以拍12张,但当时没照那么多,因为就一个镜头嘛。照了几张,他写完了,我也没影响他。这时,他把写的唐诗放在了那里,又拿着当天的《人民日报》来看。那天的《人民日报》大字标题是“美帝必败,古巴必胜”,我又换了个角度,接着又拍了几张。“美帝必败,古巴必胜”这几个大字,从我的画册里面看,清清楚楚的。这张照片,头几年曾在美术馆展出,放了两米大。展出的时候,主席的女婿王景清看到了,专门要了这张照片。当时,我拍完主席看《人民日报》后,120这个卷也照完了。我正在哗啦啦卷胶卷时,主席抬头说:“好了吧,完成任务了?”大家又都笑了起来。我说:“谢谢主席!”主席说:“走,去见客人去!”随后,大家一起出了门。我和两位卫士和主席,坐在一个汽车里。这次也是我第一次跟主席坐一辆车,我坐在司机的旁边,这样去见客人。
1961年毛泽东在杭州住地(吕厚民摄)
主席对我很信任,让我出国访问
中红网:经过一段的接触,你跟毛主席的关系越来越熟悉了,跟你们都很随意,很亲近了。
吕厚民:是的,在主席身边工作,主席是很信任我们的。我1958年开始算新华社的人了。58、59、60到61年这3年,我在新华社上班,接触了工业、农业,也到朝鲜去采访了最后一批志愿军归国。我的一幅照片,获得了前苏联的金奖。1963年,这张照片在古巴也得了奖。
我的作品在古巴得一等奖的时候,我正好跟主席出差到杭州。结果古巴那边要求得奖的人到他们那儿访问一个月。当时,新华社向主席办公室打了电话,因为我在主席身边,要请示一下。后来,汪东兴把电话的意思向主席做了汇报,主席要汪东兴征求我的意见,说我有张照片得了奖,古巴要邀请我去,问我意见如何。我当即表示,如果有机会到南美、古巴去看一看的话,增长一些知识也好。我表的这个态,实际上也是想去看看,这样汪东兴就把我的意思向主席汇报了,主席就批准我去古巴了。
当时,去古巴访问这件事是很不容易的。在1963年春天,作为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又是新华社记者,国家的第一把手、主席能亲自批准你去,那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他不怕你出去以后万一被西方人拽走了,不怕你出去以后胡说八道,可见他是充分相信他身边的人,不然的话他不会放你走的。很快,我就从古巴回来了。
回国后,过了一段时间,主席和我们又一块坐专列去南方,停在江西南昌的一个支线上。停车时,我们四、五个人出去散步,一边散步一边聊天。主席突然想到我的古巴之行,便问我这次出去的情况怎么样。当时,我回国以后,曾给新华社写了篇汇报材料。主席问我,我就大致地讲了一下。
我讲完后,主席忽然讲了一句幽默的话:“吕厚民,你还不错嘛,短小精干。”没想到主席给我戴了一顶“精干”的帽子,顿时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主席喜欢亲近群众,席地而坐与农民交谈
中红网:毛主席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你们专职摄影师也跟着下去吗?
吕厚民:主席不管到哪里,只要有机会,他就出去,深入基层,联系群众。我们也是经常跟着他下去。那是5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就曾一块儿出去过几次。像北京郊区、河北和江苏农村等地方,我们一起去过几次。到农村和农民交谈,问他们的收成好不好,家庭情况怎么样。这个时候,地上也没有椅子什么的,而主席喜欢亲近群众,就席地而坐,直接坐在了地上,跟农民交谈,群众也都围着主席坐在地上。我给你的画册里,就有这个场景,有这个体现。
1953年毛泽东访问南京郊区农民(吕厚民摄)
中红网:当时领袖下基层,是不是也像现在这样,需要保障安全?需要事先布置?
吕厚民:主席下去,好多情况下都是临时动议、临时安排的,什么警卫也用不上,更谈不上事先布置了。
1953年的正月十五,毛主席来到武汉。那天,他突然提出要上蛇山。那时候还没有安排警卫,主席说要去,身边的人不同意,可主席说去还得去。上山以后,开始就有两个小女孩跟着。这两个小女孩很机灵,就问主席身边的人,说这个人是不是毛主席?他们就说,你看呢?她们说是,因为主席下额这里有颗痔。这时山上又来了好些人,看到主席了,也跟在后面。再往前走,碰到一个小摊子,是个卖老豆腐的,主席就和他聊了起来,问他这个生意做得怎么样?这时候,这两个小女孩还跟着呢!画册里有这张照片。这时,人就越跟越多了。忽然有人喊:“毛主席万岁!”人们都知道主席来了,连警察都不指挥交通了,都在争着看主席。人都挤在一块,几乎走不动了,把毛处长的一只布鞋都踩掉了。有的群众趴着玻璃往车里望,其实主席还没有上车。后来,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主席接走了。那时候,主席经常深入群众。他可不怕群众啊,愿意和群众多接触,多联系。就是没有安排警卫,他也要去。
1953年毛泽东在武汉蛇山与小商贩交谈(吕厚民摄)
中红网:这给在毛主席身边做保卫工作的人,增加了难度。
吕厚民:那时候,负责主席这块保卫工作的,是罗瑞卿他们。由于经常下基层,保卫工作的难度增加了,但也要保证主席的安全。这次在武汉住了两天,我们一行又坐船从武汉来到九江。到九江下船后,主席又散步散到马路上去了。开始就有人发现了,认出来了,人非常多。在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动员主席不要走了,赶快回去吧!然后就往回走。后来主席说了一句话,“一次被蛇咬,三年怕井绳。”就是说,过去主席外出时曾出现过问题,以后就再也不敢让主席随便出去了。那次,因为马路上的人太多,后来就让主席上船走了。
主席就是这样,不管走到哪儿,都要抓紧机会与群众多见面。比如那次到南京郊区,人民公社建起来了,主席就来到农民家里,坐着农民家里,与农民聊天,问长问短,生产情况、生活情况,什么都问。群众中男女老少都有,围着他在那里交谈。
主席这种调查研究的作风,是随时随地进行的。有时候,他就在火车上找一些地方干部,谈话了解情况。对于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他也发动他们搞调查。因为这些同志一年或两年就要回家探亲。主席就告诉他们说,回家以后一定要多看看乡亲们,了解一下农村生产队的生产情况,产量怎么样,看看农民的生活怎么样。回来后,主席还要问他们。主席就是通过这些细小的事,来全面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况。
中红网:作为摄影师,你希望主席经常下基层吗?
吕厚民:作为摄影师,我倒是希望主席经常出去走走,这样才有好镜头啊!有时候,主席身边的人看主席读书久了,就动员主席出去散散步。我也是希望主席能经常出去散散步,特别是能到全国各地转转。只有这样,才可以给我创造更多的拍照片、拍好片的机会。如果主席一直在办公室里工作,照片就比较单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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