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战线上我是普通一兵，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做外交工作不过几年，但有些事却常常牵动我的思绪，久久难忘……

　　一

　　我初到外交部新闻司工作已是“文革” 中期。不久后的一次任务是参加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接待班子。大约是1971年五六月间，我们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周总理、叶剑英元帅第一次召集我们到4号楼开会，宣布接待任务，并随即宣布保密纪律：这次任务不许向没有参加工作的任何人透露。

　　那时，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拟定周总理与基辛格会谈的内容，包括议题和我方观点及如何阐述我方观点，还要草拟基辛格秘密来访公告以及准备以后尼克松来访事宜等等。有一段时间，大家常常讨论到半夜。本来周总理的身体很好，但“文革”期间过度劳累，身体逐渐有了毛病。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告诉我，周总理那时心脏不大好，平常稍憩时都不躺在床上，而是斜靠在沙发上。大家讨论过的提纲或某些内容都必须及时向毛主席汇报请示，毛主席指派了外交部两位干部为联络员，在钓鱼台参加工作，有什么需要请示的，大多由联络员去，周总理就在他的房间里靠在沙发上等待，有时从午夜等到清晨三四点。联络员一回来，周总理立刻召集大家到会议室听取指示，然后修改甚至重新讨论再重写。这种情况不是一次两次，所以在准备阶段，周总理对此花了许多时间和心血。周总理和基辛格会谈的时候，不像基辛格那样带着有半尺厚的材料和发言稿，周总理习惯于先熟悉总的会谈方针，成竹在胸，然后根据对方的具体情况来进行会谈。第一次会谈是在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5号楼进行。在基辛格到达的当天中午，周总理从陪同人员处已得知基辛格颇为紧张，且有顾虑。因此，周总理准时到达，带着亲切的笑容与站在门口相迎的基辛格、霍尔德里奇、洛德等一一握手。坦率而热情的握手，使得本来拘谨的客人很快放松了。周总理陪着客人进入一楼的大客厅，请他们在已摆好的长桌旁坐下。他没有立刻把手中拿着的卷宗打开，而是又重新再认识一下每位客人。当再次和洛德对话时，周总理带着高兴的语调说：您的夫人是中国女士，这一次您是来到岳丈大人的家了。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了，会谈的气氛顿时轻松起来。这时，周总理才对客人表示欢迎，然后请基辛格先发言。

　　谈判中，周总理渐渐深入正题，在阐述观点的过程中，逻辑清楚，态度从容，入情入理，完全征服了对方。基辛格在以后曾多次说过，周恩来是他曾见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外国政治家。我想总理的这种魅力，并不仅仅来自于他敏捷的才思和超人的记忆力，更是源自于他长期对世界战略的研究和经验的积累以及独到的分析能力。周总理自身渊博的知识和对我国外交方针路线的深刻理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一个没有深厚根基的人，是不可能在任何场合都能做到那么挥洒自如的。周总理对接待像基辛格一行那样非常敏感的客人，尤为周到细致。他特别交代我们，在外宾的居室里不要放任何宣传品，仅放英文的参考消息。我们出版的中、外文报刊，只放置在门厅、客厅、休息室等公共场所，由客人自由取阅，也可以随便取走。周总理认为，如果把宣传品放进居室，就有点强加于人了，不放是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总理还具体指示，在客房中放的烟、茶、糖果等每天要换。我们发现基辛格一行抵达的第一天，房中的东西没有动，周总理知道后说，照样放上。第二天，我们就发现烟和糖都少了许多。他们走后，室内的糖果竟一扫而光了。大家笑着议论，客人是来时摸不清底细，不敢乱动；走时心情轻松愉快，行动也就随便了。多年以后，我在美国遇到洛德夫人时，她告诉我，他们当年带回来的糖果，都作为珍贵礼物送给了亲朋好友，因为他们的亲友有20多年没有尝过直接带回美国的中国物品了。

　　二

　　1971年，基辛格第二次到中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