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可以一分为三。第一，毛泽东是中国农民之子。去过韶山的人，一定对毛泽东的故居印象深刻。根据20世纪中叶的土地改革政策，毛泽东家被划为富农。但是坦率地说，根据我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切身体会和了解，我觉得富农恰恰是中国传统中最本分、最勤俭甚至是最吝啬的农民，就像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一样，勤俭持家，甚至到了吝啬刻薄的程度。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创下那么一份家业，这样的家庭无非两件事：种地读书，耕读传家。种好地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然后供子孙读书，读书干什么呢？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少年毛泽东走的是典型的这个路子。沿坡讨源，据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毛泽东的平民意识从何而来，毛泽东的草根意识从何而来。大概就是从这儿来的，因为他是典型的中国农民之子。

　　第二，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领袖。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历代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又有几个是真正出身农民的？为什么强调此点？因为此点与中国革命重大相关。

　　所谓中国国情，一是农民，二是农村。不了解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就不能说懂得中国国情。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这是中国革命的选择，也是中国国情的选择。因为毛泽东和中国农民感同身受，他深刻地洞察中国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和愿望。所以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农民运动领袖。你们看毛泽东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对当时农民的革命要求的体察和了解是何等的透彻和深刻，对地主的种种剥削形式的认识是何等的尖锐和犀利。他采取和农民几乎一致的立场，为广大农民热切呼号。他以当时不同凡响，甚至明显有悖于“陈独秀们”和共产国际指示的理论发现，成为了当时具有浓郁书生气的中国共产党高层中的“另类”。同时，毛泽东开创和领导了红色割据——“1928年湘赣边界共产党的状况与1917—1918年的俄共与苏俄红军的情况不啻相距万里。在湘赣边界形成的由农民组成的红军，和在红军指导下建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共产党组织以及苏维埃政权三位一体，是客观历史环境的产物。这个以军队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是作为苏共模式一个分支的中国共产革命的一个基本形态。只是当时，它正处在刚刚成长的萌芽状态，而不被正统的中共中央所理解。”\[13\]事实上，此时的毛泽东已经非常具有前瞻性地预言并践行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和正确方向，即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他亲自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培养和造就出的一大批“农运”中坚已如星星之火，洒向全国，终成燎原之势。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是把马列主义本土化、中国化——极而言之——农民化的杰出代表。用经典的表述，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毛泽东思想。当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的理论升华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苦难深重，治国主张纷纷攘攘，斗争形势错综复杂，革命领袖群雄逐鹿，为什么唯有毛泽东一出手就能抓住中国革命之要害？为什么像陈独秀这样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遇到武装斗争就手足无措？为什么像瞿秋白、王明等“以俄为师”的共产国际直接培养的佼佼者一遇到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就碰得头破血流？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比他们更懂中国，更懂农民，更懂实践。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对手蒋介石虽然也熟读孔孟，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奉曾文正公为圣人，企图效仿曾、胡剿灭洪、杨来剿灭朱、毛，但当他碰到代表最广大劳苦大众利益，精通中国传统文化，谙熟曾、胡兵法，更掌握了马列主义先进思想的毛泽东，就注定了他的失败。只有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融会贯通。正如刘少奇所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