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它主要形成于1938年至1945年的延安时期，甚至也包含了当时一些党外民主人士的理论启发。譬如说梁漱溟，梁与毛泽东相识于“五四”时期的北京，两人均未出国留洋，也未受过正规大学训练，都是自修型知识分子。1938年春，这两位在政治信仰和个人性格方面迥然不同的老友，在延安的窑洞有过6次深入的长谈。\[16\]梁漱溟是一个新旧杂糅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一生探求民主科学与中华文明的融合。这一点，他与毛泽东颇为相通，都有强烈的中国历史文化意识，精神气质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认为中国的哲学和当时从西方输入的马列主义有很多相通之处，可以把中国传统哲学加以改造，从而创建一种中国式的马列主义、中国式的共产主义。这一点是毛泽东、梁漱溟持续20年友谊的重要思想基础。

　　再一个，大家可以注意到，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前后播出的那几部电视剧，像《长征》、《延安颂》，里边有一些历史细节跟以往大相径庭。比如，在这些电视剧里只有周恩来——由于他的性格温文尔雅——始终是口称“主席”，其他人一律叫“老毛”，这是历史的真实。这是其一。其二，大家回忆一下，在所有这些电视剧里面，毛泽东从来没有引经据典说“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这也是真实的毛泽东。毛泽东最常说的是些什么话呢？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长征之初，怎么将这样的局面、处境传达给广大将士呢？毛泽东用了个形象的说法，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再比如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崽卖爷田心不痛”，等等，这都是湖南农民说的话，江西老表说的话。但是，他这种表述恰恰是最准确、最真实、最形象生动的，把要说的事情说出来——广大官兵一下就听懂了——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国台湾的毛泽东研究权威学者、《新新闻》周刊副社长杨照在他所撰写的台版《毛泽东语录·导读》开篇就说：“毛泽东是个现实的策略家，他对这个共产党最大的贡献，而且他之所以成为中共的领导人，正在于他从来没有真心相信过马克思主义教条，也没有真正服从过共产国际的路线指示。”杨照进一步指出，毛泽东路线由三大主题所构成：其一，承认相当长时间中，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所以总战略必当是持久战，可是战术上又必须追求有限的速决战；其二，是承认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不相信阶级论、经济决定论真的就可以“化繁为简”。20世纪的中国，对毛泽东而言，是古代近代现代同时并存的，不可能单靠一套“现代”标准，来判定中国社会成分与社会情势；其三，就要靠懂得如何运用中国农民听得懂、听得进去的语言。\[17\]

　　由此，大家可以想到，在我们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中，那些代表性人物——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博古、王明，都是大知识分子，留洋回来的大学教授。而毛泽东是长沙第一师范毕业的，如果以学历论，介乎中专和大专之间，充其量算是科举时代的秀才，按照今天任用领导干部的标准是不够格的。但是大家别忘了，如前所述，毛泽东熟悉农民，熟悉农村，大量语言来自民间，来自生活，来自乡间俚语，来自一种中国农民式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面，毛泽东熟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增广贤文》到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等，都熟极了，特别像《离骚》、《九歌》、《庄子》、《昭明文选》、《韩昌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