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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和周恩来的“一唱一和” |
2008-02-21 10:23:56 |
来源：人民政协报 |
作者：沈鸿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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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七遍。1942年1月，郭沫若写成了五幕剧《屈原》，这是这一时期历史剧创作中成就最大，影响最大的代表作。剧本抓住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冲突，成功地塑造了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爱国诗人屈原的形象，深刻体现了不畏暴虐、支持斗争的主题。屈原抨击楚国统治者残民媚外的反动政策，也是作者对国民党的控诉和抗议。剧中慷慨激昂的“雷电颂”是他的神来之笔，他通过主人公屈原，呼唤咆哮的风，轰隆的雷，利剑般的闪电，渴望犀利的剑“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渴望燃起无边的怒火，“把这包含着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了吧！”“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1942年4月，这出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历史剧在重庆演出，由金山、白杨、张瑞芳等主演，立即引起了空前强烈的反响，“雷电颂”响彻了整个山城。《屈原》的演出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国民党头目潘公展亲自在集会上攻击“《屈原》是成问题的”，周恩来领导大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给《屈原》的演出以强有力的支持。1942年4月演出最后一场后，周恩来又在天官府(郭沫若的住所)亲自设宴庆贺演出成功。席间，他对夏衍等人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在周恩来的关心下，郭沫若又写成五幕剧《高渐离》、四幕剧《孔雀胆》、五幕剧《南冠草》等。这些戏中矛盾双方壁垒分明，一方面是反动的侵略者、统治者、汉奸；一方面是爱国爱民，忠贞刚直的英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反对专制暴政、侵略外侮、卖国投降，歌颂爱国、团结和节操的主题，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自然而然地引起观众的共鸣和联系，成为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团结和鼓舞人民奋起抗战的有力武器。
解放后，郭沫若担负了繁重的领导工作，然而仍继续从事戏剧创作，1959年2月到1963年间又写出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及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为中国戏剧史增添了新的光辉篇章。而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仍然是郭沫若历史剧的热情支持者。
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郭沫若响应党的号召，于1959年2月写成了《蔡文姬》，作者说:“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替曹操翻案。”《蔡文姬》一反历来把曹操固定成为大白脸的奸臣形象，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位卓越政治家的形象，写出了他重才举贤、治国韬略，对民族的历史发展的贡献，表现了作者特有的胆识。《蔡文姬》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于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在首都隆重上演。周恩来亲自前往剧场观看了演出，看后还打电话把自己的意见告诉剧院，最后一场蔡文姬穿大红色的袍子，就是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和郭沫若的友谊非常深厚。1944年11月，周恩来从延安飞回重庆，与郭沫若、柳亚子等人相聚，畅谈延安的情况。郭沫若赋诗以志:“顿觉蜗庐海洋宽，松苍柏翠傲冬寒。诗盟南社珠盘在，澜挽横流砥柱看。秉炬人归从北地，投簪我欲溺儒冠。光明今夕天官府，扭罢秧歌醉拍栏。”从诗中不仅可以看出诗人对延安的向往，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周恩来的敬仰和深厚友情。1941年，郭沫若50寿辰时，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专文《我要说的话》表示祝贺。文章赞扬了郭沫若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战斗生活，他说:“鲁迅自称是‘革命的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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