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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和周恩来的“一唱一和” |
2008-02-21 10:23:56 |
来源：人民政协报 |
作者：沈鸿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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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回国。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曾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从1941年12月至1943年4月，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中，他改写了《棠棣之花》，又创作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五个历史剧。这是他历史剧创作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郭沫若之所以能在历史剧方面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与周恩来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与郭沫若之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时期。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拟物色政治部宣传科长的人选，周恩来得知正在广州大学担任文科学长的郭沫若盼望参加北伐，于是就推荐了郭沫若。不久郭沫若又升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南昌起义后，郭沫若在瑞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周恩来。
1937年10月，上海失守，郭沫若、田汉等文化界著名人士撤离上海。郭沫若于11月27日离开上海，曾到香港、广州活动，1938年元旦，武汉陈诚电召郭沫若，原来国民党打算恢复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要郭沫若担任管文化宣传的第三厅厅长。对此，郭沫若很犹豫，一是不想当官，二是怕徒有虚名，于干实事无补。所以没有马上答应。在长沙，与田汉再次相见，田汉劝他接受这一任命，这时于立群等又从武汉带来了周恩来的信件，也希望郭前去上任。这样促使郭沫若决定去武汉就职。郭沫若还请了田汉、洪深、徐悲鸿等人担任处长、科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郭沫若团结了一批文化名人，组织了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以及孩子剧团和其他剧团，到各战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把后方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1939年，随着形势的紧迫，政治部开始疏散，郭沫若到了重庆。1940年三厅原有人员在重庆改组成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任主任，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当时国民党政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郭沫若曾说:“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段不同的蜕变时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见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到愤怒。”郭沫若怀着强烈的愤怒奋笔疾书，写出了《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一部又一部悲壮激昂的历史剧，他在《屈原》俄译本序中说:“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
周恩来一向非常赞赏郭沫若的才华，更珍视郭沫若的历史剧的政治价值，因此，他对郭沫若的创作倍加关怀和支持，这种关怀和支持往往贯穿于创作、演出的全过程，有时甚至亲自参与其中。
郭沫若在创作前往往先征求周恩来的意见。比如1942年2月，郭沫若写五幕剧《虎符》，他欲借“窃符救赵”的故事鲜明地体现“生是奋斗”、“舍身取义”的主题，剧中借魏安厘王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影射现实生活。写《虎符》之前，周恩来曾与郭沫若谈起奥斯特洛夫的《大雷雨》，他说，我们东方人是赞美母亲的，何不从历史中选一位贤母来写成剧本呢？郭沫若很同意这样的见解，他在《虎符》中着意塑造了信陵君的母亲这一贤母的典型形象，歌颂了她的嘉言懿行。郭沫若的剧本写好后，常常亲自念给周恩来听，征求他的意见。而周恩来不管怎么忙，总是抽出时间仔细认真地听剧本，听后就提出自己的看法，与郭沫若商议。比如郭沫若在《棠棣之花》中写聂政服丧三年，周恩来说，聂政是一个游侠之徒，侠与儒实际上不相容，让聂政来仿儒家的三年服丧，不太合理。
周恩来对郭沫若历史剧的演出，也总是给予热情的支持。1941年12月，郭沫若改写成五幕剧《棠棣之花》。该剧突出了反对暴政，团结御侮的主题，鞭挞了秦韩狼狈勾结，韩相等的“媚外求荣”，歌颂了除暴牺牲的爱国志士的英雄形象。这个戏在重庆演出时，周恩来一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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