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国进行肃反运动，到1957年底基本结束。运动中出现了斗争面过宽和“逼、供、信”的偏向。1956年3月，时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彭真，在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提出发现错案要坚决及时纠正。他说，不要认为有百分之五错案不要紧，就是百分之一就不得了。在你看来是百分之一，对冤枉的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而且影响范围很大。彭真强调：“错捕、错判要坚决纠正、平反，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代表人民的，是实事求是、光明正大的，不冤枉好人。”

　　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由于急于求成，违反客观规律，出现了很多问题。很多领导人脑子发热，到1958年秋，中央也开始有所察觉了。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候，彭真在为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写的发刊词中，强调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反对“豪迈的空话”。他说，这“就是要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根据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最大限度发挥主观的能动性，即用党和群众自觉的努力，使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以客观上可能的最高速度，健康地前进。”又说：“我们要改造现实——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可是我们却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凭灵机一动的‘本能’办事，不能按照片断的材料和表面现象办事，更不能像风筝、氢气球一样，随风飘荡，即跟着空气办事。总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任意乱干。我们必须，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按照客观规律改造现实。”

　　从此，北京市委就按照这个方针进行检查和部署，要求自己，要求各方面的工作。大家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思考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扎扎实实工作。当时任市委建工部的一位领导同志回忆说，在“大跃进”浮夸风刚刚刮起来的时候，建筑工人就不满地说：“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后来他们听到市委提出的这个方针时，马上就高兴地用他们的语言领会说：“这个标准就是要我们踮着脚够得着啊。”可见这个方针起了实际的鼓舞作用。

　　1985年6月7日，彭真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些负责人谈话时，针对当时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思想比较混乱”的情况，指出，“目前特别要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要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办法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允许批评，也要允许反批评。无论是批评和反批评，都要实事求是地摆事实、讲道理。是就是，非就非。是非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而不是自以为是，更不能强词夺理。”④彭真晚年经过精心修改整理，出版了几本总结自己革命一生经验的书，如《彭真文选》、《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等，这些书稿彭真都是字斟句酌，反复核改。子女们为80多岁高龄父亲废寝忘食伏案不休的精神所感动，继而心疼，便积极参与编稿，替父亲分担重任。在子女参加整理他的文选的工作期间，彭真一再谆谆告诫他们：“我过去的东西，有的可以不收，有的话可以删，但不能改、不能加，那是历史。《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了那么多序，里边有很多重要的新思想，那是因为宣言是历史文件，不能改，只能通过写序来作补充。”可见，彭真多么实事求是。而且他还注意言传身教给下一代，充分体现了坦荡做人的原则与对后辈的殷切期望。

　　1991年初，当《彭真文选》定稿时，他曾经自我评价说：“我是做实际工作的，不是理论家。人们常说理论联系实际，我是实际联系理论。在实际工作中遇到问题，就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它、解决它，处理完一件事，再去处理另一件事，几十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从以上几件事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彭真是个非常务实的领导人，做事有板有眼，不浮躁，一切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充分体现出彭真坚持遵循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作风。

　　调　查　研　究

　　1952年的春天，有一次，北京市委召开研究“三反”、“五反”会议。会后，彭真对到会采访的记者王敬谈起了记者工作问题。彭真说：“你看过老鹰抓小鸡吗?老鹰不是瞎撞乱碰就能把小鸡抓住，而是先在天空盘旋飞翔，发现地面上的小鸡，看准了，就唰地飞了下来，抓起小鸡，腾空而起。老鹰盘旋飞翔，是在做调查研究，看准目标，一下抓住。记者的工作方法，要学老鹰抓小鸡，先做好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发现典型事情或问题，就要深入下去，抓住不放，直到采写成功。”他还说：“你们写的新闻，就像棉花一样，占的地方很大。一斤铁块，体积小，你挤不出它有什么空气和水分。一斤棉花，放在那里一大堆，用手一挤，多数是空气，虚的。新闻要写实的，文字要精炼，要学会写铁块式的短新闻，反对棉花式的长新闻。”

　　这段精思妙语，比喻得那么形象贴切，通俗易懂，内涵深邃，很发人深省，彭真闪光的学识智慧和领导才能尽现其中。这番比喻，不仅从原则上指出当记者要深入实际的大方向，而且教导新闻工作者具体的工作方法。

　　1954年，北京市委在彭真直接领导下，狠抓教育工作。彭真和刘仁亲自到学校召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在这个基础上着手起草《关于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写出初稿后，他们又与起草的同志座谈，亲自修改。还在有各部部长参加的市委会议上，就提高教育质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反复讨论，统一认识。彭真在几次座谈中，对提高教育质量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他还谈到领导干部要钻研教育工作成为内行，各级领导、学校和教师都要定出提高质量的计划等等。这些指示成为《决定》中的主导思想和主要内容。就这样，在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决定》，两三年就使中小学教育工作改变了面貌，显著地提高了教育质量。

　　日常生活中的彭真同样遇事注重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对症下药，从而解决问题有方，办事有成效。大约是1975年下半年，彭真一家刚刚被流放到商洛山区，那里生火做饭的煤炉子很怪，家人很不习惯，都用不好。特别是封火以后，再打开时，往往左捅右捅把火捅灭了。彭真琢磨了一些时候，找到了办法。他在打开火时，看准位置，用炉钎子一下子捅到底，火苗一会儿就呼呼地冒起来了。他深有感触地说：“这和干工作一样，没弄清情况，一通乱捅，就把火捅死了。一定要看准了，一下子捅到底，气顺了，火就上来了。”

　　认　真　负　责

　　彭真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兢兢业业、严肃认真、精益求精、开拓进取的工作精神，同样有口皆碑，令人起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的1979年2月，彭真恢复工作。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刚设立的法制委员会主任时，再一次显示出他的“个性”：任务越繁重，问题越复杂，他的革命激情、工作热情就越高涨。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加快立法的要求，他以77岁的高龄，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立法活动，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个一个法、一个一个问题、甚至一个一个主要条款，他都亲自调查、研究、推敲，重大原则问题请示中央决定。他经常强调说：“法是给全国立规矩的，一点马虎不得。严肃立法是严肃执法的前提。有问题，在法通过前改过来比通过后再改要好。”由于劳累过度，他曾因病住院，躺在病床上还要听汇报、作指示。有一天，中央要开会讨论刑法草案重大原则问题。那一天，彭真发高烧39度。他对护士说：“小同志，请你给我打一针退烧针，只要退烧一个小时就够了。”他硬是撑着病体拿着汇报提纲走进勤政殿的。在彭真的主持、领导下，3个多月就拟订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以及选举法、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法律草案(刑法是在“文革”前起草已修改三十多稿的基础上，选举法和几个组织法是在原有法律的基础上草拟的)，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1979年7月1日全部通过，开创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局面。这在古今中外立法史上都堪称奇迹。

　　彭真的即席讲演是出了名的。许多听过彭真报告的人都反映，彭真讲话平实在理，从不拿捏“官腔”，从不喜欢念稿子，就像跟大家谈心一样。但会场的听众，对他所讲的总是发自内心地信服。看似是信口讲来，信手拈来，可又让人听起来那么过瘾、解渴，许多难题立刻迎刃而解。其实，他何尝有过一次是“信口”讲话!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彭真讲话之所以引人入胜，重点突出，观点鲜明，是与他讲话前下的功夫分不开的。彭真的报告、讲话稿，很少要秘书或他人代劳，一般都自己动手，而且每次讲话都经过深思熟虑的准备。他每次讲演前，都不知要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绞尽脑汁去思考许多相关问题，去做充分的准备工作。为了准备一次讲话，他总是要全面了解情况，抓住主要问题，反复研究思考，讲话提纲写了一遍又一遍，重要提法改了一道又一道，一天不讲，一天不停，若几天不讲，就几天睡不好觉。

　　彭真说：“这个习惯是在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时对工人做工作，不能跑到资本家厂里，又不能开会，又不能跑到工人家给工人添麻烦。往往是利用工人上下班路上，用最简洁、最容易让他们接受的语言去和他们边走边谈。那会儿又不能拿讲稿，只能事先下功夫想清楚讲什么，怎么讲。”

　　1984年6月，他到天津看望当年做地下工作时的老战友、老部下，本来是没有准备讲话的。6月30日傍晚，市委领导同志说第二天是“七一”，希望彭真向市委扩大会议讲话。为了准备那次讲话，83岁高龄的彭真一直熬到了凌晨4点钟。第二天，他就新形势下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问题，讲了一个半小时。

　　彭真每次讲话之后将内容整理成为“要点”，一字一句审定。他几次要秘书学习陆机在《文赋》中讲的，“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彭真还对这句话作了新解，说：“意必称物，就是要实事求是，客观、全面、本质地认识事物，这是正确的思想方法；文必逮意，这是科学的叙述方法。”

　　1986年3月2日，彭真在公安部礼堂向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作报告，从上午9点半讲到下午1点，站着讲，未休息，一口气讲完。讲过之后，3万多字的记录稿提炼为8000多字的讲话要点，他又推敲、修改了9遍，才印成正式文件。他说：“谁让你当了‘官’呢?讲了话，人家是要执行的。不搞准确，容易引起误解，影响下面工作，不认真不行啊!”

　　注释：① ② ③ ④

　　《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6—357页，第415页，第151—152页，第525、5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