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是德高望重、建树多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幼时取名傅懋恭，在后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中用过许多化名，1937年第一次到延安时改名为彭真，寓意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服从真理、维护真理。他一生都在为真理而奋斗，他的言行闪烁着求真、认真的光芒。彭真求真、认真的事例很多，这里主要介绍他在学习、生活、工作方面的一些具体事例。

　　追　求　真　理

　　彭真自从青年时期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就认准了只有这个主义才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推翻剥削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武器。他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斗争多么复杂，顺境也罢，逆境也罢，始终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百折不挠，坚韧不拔。他经常对人们说，人生在世，要一辈子追求真理，服从真理。

　　1965年9月，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左”的错误已经相当严重的形势下，彭真仍然敢于坚持真理不动摇。他发表了《关于学术讨论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提出了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的方针，指出：“一切人，不管谁，都应该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追求的就是真理，按真理办事嘛。”①以这个思想为基础，他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二月提纲”。时过不久，“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观点“惹了大祸”，“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的一大“罪状”。但是，他始终认为这个观点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因而坚信不疑，坚定不移。十几年后，他几次重提这件事，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我讲的，但并不是我的创造。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讲了，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这还不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1979年4月，他在恢复工作后第一次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革命阵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

　　彭真一生几多磨难，但他始终追求和坚持真理，对革命事业和前途充满信心。他坐过6年半国民党监狱，“文化大革命”又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9年身陷囹圄，3年放逐商洛山区。用他的话说，“入党六十多年，四分之一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不过，每谈及此，彭真总是把它作为革命者难免经受的“炼狱”。有一次，他谈到在敌人的监狱里开展绝食斗争时，风趣地说：“当时，我的(肺)结核病和痢疾很严重，搞绝食斗争，我没有饿死，倒是把细菌给饿死了。”高墙挡不住他对读书的一贯酷爱和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在敌人的监狱里，他认真、系统地研究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完全丧失人身自由的处境下，仍在关心、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历史的与现实的、正面的与反面的经验，又重新认真、系统地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无纸无笔难不住，他有自己的“创造”，红红绿绿的牙粉袋和画报纸被他撕成一条条、一块块，边读书、边思考，重要之处就用嚼烂的米饭粒粘上不同的记号，作为“批注”。对于彭真来说，无论多大的磨难、多大的冤屈，都动摇不了他的信仰和理想，都泯灭不了他对真理的追求。他说：“我是个乐天派，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看来天昏地暗、天塌地陷，其实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在历史的长河里算得了什么呢?!”

　　坚　持　原　则

　　坚持原则，是彭真完全为党、为国、为民着想之“求真”性情里的又一面。有时为了坚持原则，他会毫不留情面，显得不近人情。

　　有一年，彭真一行人去北京房山云居寺看那里保存的石板经。临别时，云居寺的负责人要求彭真为寺院题词。彭真说：“你这里是寺庙，题什么词，我签个名吧!证明我来过就行了。”那位负责人还是纠缠不休，非要彭真写上几句话。彭真就是不写，签完名站起来就往外走。这时那个负责人又拦住了彭真的去路，并从保险柜里拿出一张郑板桥书写的“难得糊涂”的拓片送给彭真，并说这是他们珍藏的极品，一般是不送人的。不料，彭真非常恼火，一挥手就丢掉了那件拓片，并留下一句名言：“我是共产党员”，便上车走了。

　　彭真是和秘书、警卫人员共乘一辆面包车来的。在回京的路上，大家见彭真一直在生闷气，一言不发，因此，谁都不敢吭声，车上的气氛很紧张。几个人都暗自后悔没有事先与那位负责人打招呼，才惹得彭真生气，心里十分内疚。车快进城时，彭真才消了气。这时，他开始认真地给大家讲起了郑板桥当初手书“难得糊涂”的用意。他说：“那是郑板桥在政治上不得志，又得不到朝廷的重用而不满意，发牢骚。我们是共产党人，怎么能在大是大非面前装糊涂呢?更不能为了保全自己而装糊涂，我虽年事已高，但并不糊涂。”由此，足见彭真坚持原则，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头脑、保持共产党人本色的高贵品质。

　　1981年5月，彭真在一次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作了讲话。其中提到“关于造反派”的用语问题，他见解独到，定位准确。他说：“我和耀邦同志商量过，这个用语一般不要再用了。今后，除三中全会后中央文件、小平同志报告讲到的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以外，一般不要再用造反派这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习惯用语了。当年起来‘造反’，是中央号召的，造反派的绝大多数是好人，是我们的干部、群众，其中很多当时不过是十几岁二十岁左右的青少年。现在，他们有包袱，一提造反派就感到灰溜溜。今后不要再这样笼统讲了，因为实际情况早已变了，再这样讲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孤立坏人。对他们的一般错误，不要再追究。有严重错误的，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对极少数有罪行的，主要是当时的青少年，也要从宽处理，因为当时有当时的历史条件。”②虽然在“文革”中造反派对彭真个人冲击批斗最狠，但他却能不计前嫌，更不计个人恩怨，一切从大局出发，坚持原则，充分体现了他的深思考、大智慧和大胸怀。

　　实　事　求　是

　　1941年9月，彭真担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后，有一次问毛泽东，中央党校的校训是什么?毛泽东说：“实事求是，不尚空谈。”这年冬天，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镶嵌在礼堂正面的墙上。从此，实事求是就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表述。彭真对此领会深刻，成为坚定忠实地贯彻执行的典范。他说，实事求是是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必须坚持的思想路线。“实事”不同，“是”也不同。“实事”变了，“是”也要变。我们就是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实事”相应地去求不同的“是”。“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似乎也好懂，而真正做到，却是很难的。要全面掌握“实事”，还要下苦功夫去“求”，求出来的“是”又要反映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决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够做到的。

　　1941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的彭真，在延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报告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其中讲到工人工资问题。他说，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工人生活不断下降，因而不断地要求增加工资，这就使劳资关系紧张起来。边区政府对此种情况进行研究，认为仅靠做说服工作不行，而要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就决定实行半实物工资，即工资、粮食各一半。结果工人非常拥护，雇主反对的人也不多。显然，这项工作就是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效果良好。类似的例子，报告中还有很多，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以，中共中央对这个报告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晋察冀边区的建设经验很好，并把报告分几次批转各根据地党委参考。

　　1948年7月，彭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华北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贯彻1948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他要求在贯彻中央的指示的时候，一定要认真领会精神实质，并在进行具体操作过程中不要忘记实事求是原则。比如，他在讲到关于农村支部的整顿问题时，就指出忽视党员的社会成分和唯成分论，都是片面的，都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关于重视党员的成分，他说：“党必须恰当地注意党员的社会成分，注意实事求是地培植工人和贫雇农成分或出身的干部，以加强党的领导的无产阶级成分。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意识一般的是被其阶级地位即社会经济地位所决定的。这是马列主义的科学真理。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有很多从工人阶级与劳动群众中来的能够充分反映他们的意见、情感与思想的党员与干部。但是，“对于一个业已决心革命而又按照党章入了党的人来说，决定的因素乃是他的思想和实际行动，而不是他的社会成分与出身。”③建国后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工作就更加忙起来，各个领域的事都要管。1949年12月，他在北京文艺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提到旧戏改造问题时，要求干部一定要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处理问题。比如，旧戏中有反动内容的要禁演，内容有毛病的要改造。但是，改造之前，要不要禁演呢?彭真说：“我看不应该。因为有许多演员就是靠那么多戏吃饭的，把那些戏一禁演，就打了人家的饭碗，就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我们吃的是供给饭，禁不禁，反正有饭吃。如果那么多的戏都禁演了，人家的生活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