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写作《卜算子·咏梅》之前,毛泽东遍阅诗词,酝酿情绪。虽然他对陆游《卜算子·咏梅》非常熟悉,却不欣赏词中流露的驿外断桥边旷野怨妇般的自怨自艾、孤芳自赏和凄凉哀愁。相比之下,高启的这首梅花诗,写梅之高贵,孤傲而不哀怨,大雪暗夜却不掩仪态万方。以毛泽东的审美趣味和革命家情怀,自然更加欣赏高启诗中透露的“梅之精神”。在这样的心境下,毛泽东对陆游词中的哀婉情绪不以为然,认为“他消极颓废,无可奈何,因作此词”,以至于干脆“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在毛泽东看来,我们现在处境虽然困难,但应该像梅花那样保持一股傲霜斗雪的劲气。有了这样的审美心态,高启诗当然比陆游词高明,所以毛泽东挥笔写下“高启,明朝最伟大的诗人”的评价。由此看来,在对高启的评价上,《明诗别裁集》、《明诗综》的编者弃《梅花九首》于集外,显然是没有从“梅之精神”的角度来品鉴,而毛泽东推崇胸襟和神韵,自然有他眼光独到之处。
毛泽东《卜算子·咏梅》中下阕首句原为“梅亦不争春”,修改定稿时改“梅”为“俏”。这样,全词无一“梅”字出现。这或许正是毛泽东有意为之。高启的九首梅花诗,即是首首不见“梅”字。如此联想起来,高启的咏梅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许为毛泽东《卜算子·咏梅》的诗作提供了借鉴。〔梁琨,中央档案馆助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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