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他住到了北京，繁忙工作之余，也跳跳舞，或是哼哼京剧。轮到在空军指挥所值班时，他总要干满24小时，夜里就在指挥所的首长休息室过夜，偶尔叫人来拉胡琴，陪他清唱。鉴于在全军第一届文艺会演中，空政文工团获奖较少，1958年，要强的刘亚楼便亲自抓空军的文艺工作，力求尽快打翻身仗。他下令撤销各军区空军文工团，把全空军文工团的主要力量集中到北京，扩大组建成空政文工总团，下设歌剧团、歌舞团、话剧团和军乐队，共500多人。

　　这年，刚成立不久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空战片《长空比翼》。影片拍完后，军委请刘亚楼负责审查。刘亚楼提了改进意见，总体给影片以高度评价。这种空战影片给刘亚楼很大启发，指示空政文工团也要搞出一台反映新中国飞行员的大戏。文工团据此指示，开始创作排练话剧《年青的鹰》。刘亚楼多次找来剧作者叶槐青商讨立意，指出在剧中要充分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反映“一域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和人民空军在战斗中成长的历程，他还字斟句酌地修改台词。

　　1959年8月，《年青的鹰》作为代表空军参加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剧目，取得成功。周恩来亲自观看了《年青的鹰》，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称赞说：这个戏演得很好，很成功，把空战搬上舞台是个独创，天上的仗拿到地上打，空战看不到飞机很新鲜。这个戏看一遍不行。我还要再看看，要用脑子才能提出问题。他还对其他领导人说：这个戏对青年人教育很大，让孩子们看看很好。

　　刘亚楼指示空政文工团搞出的歌剧《江姐》，也成为艺林精品，其中主题歌《红梅赞》的词曲，还是他亲自敲定，并反复修改的。刘亚楼一再强调文章不厌千回改，艺术就是要精益求精。《江姐》剧本插曲《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奉献》，有段唱词：“春蚕到死丝方尽，留赠他人御风寒；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刘亚楼经反复斟酌，将首句改为“春蚕到死丝不断”。这一改，含意深厚，体现了共产党人至死不渝的坚定信念和人格力量。《江姐》在首都公演的第4天晚上，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既没有通知空军，也没带随行人员，自个买了两张票进了剧院。演出中周恩来有时在椅子扶手上打拍子，有时点头微笑，当看到误捉蒋对章那段戏时，禁不住捧腹大笑，邓颖超也笑个不止。虽然没有消息报道，但周恩来观看《江姐》的“口头新闻”，却还是迅速在首都文艺界传播开了：空军搞出了一台大歌剧，把总理都吸引住了。后来，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的陪同下，也亲自观看了这部歌剧，并高兴地说：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出了。

　　在此前后，空政文工团推出的《以革命的名义》、《女飞行员》、《渔人之家》等剧，几乎都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空政文工团在中央首长那里挂上了号，经常到中南海演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都曾给予文工团很多关怀，亲切接见演职人员。当然，最直接的关怀还是来自刘亚楼，他把文工团看成是他的另一支部队。空政文工团正是在这种关怀中逐渐成长起来，在三军乃至全国取得了赫赫声名，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全国的文艺发展，以至有时评：“要看戏，找空政文工团。”1964年8月10日，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在刘亚楼陪同下，专门接见了空军首届话剧、歌剧会演的全体人员。

　　1959年后，连续三年的困难和灾害，加上国际上各种反华势力也借机在政治上施压，新中国处于“高天滚滚寒流急”、“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境地。严酷的现实赋予文艺工作者神圣的使命，那就是尽快拿出一批讴歌民族气节和英雄主义气概的洪钟大作。1960年底，刘亚楼访问朝鲜归来，还没歇口气，就把空政文工总团负责人叫来，一见面就说：你们歌舞团不要一天到晚老是唱些个有气无力的歌，我在朝鲜空军的一个大机库里，看到三千名人民军将士演了一出大歌舞，叫《三千里河山》，很有气势，很鼓舞人心。贺老总和罗总长也表示赞赏。我把他们的节目单都给你带回来了，你拿回去好好看一看。我们空军要带头，拿出一部反映我们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大型歌舞剧来。

　　经过精心苦练，这部歌舞剧终于可以和军内外广大观众见面了。该取个什么名字呢？刘亚楼本来定作《光辉的历程》的，但军中有人反映空军“好大喜功”，只好忍痛割爱舍之不用。文工团领导建议叫《东方红》，刘亚楼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敲定叫《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名称既定，刘亚楼指示剧团赴上海公演。在上海一演就是2个月，场场爆满，轰动申城。

　　剧团载誉而归。1961年“八一”建军节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公演，更是盛况空前，连演8天，场场爆满，观众达2万多人，观众对演出的反响十分强烈，尤其是亲历过战争的老同志更是连声叫好。以后又招待演出多场。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彭真、李富春等领导人先后亲临观看。首都各大报纸纷纷刊登剧照、歌曲和评论文章，称之为“革命历史的颂歌”、“激动人心，亲切感人”、“受到了一次形象的传统教育”。

　　谁也不曾料到，这部曾被首都文艺界某些人称为“四不像”的舞台艺术作品，以其史诗般的艺术风格和磅礴宏大的气势，对中国的歌舞表演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62年，上海市委要求文艺部门，按照空军的思路，编排出一台规模更大的节目，定名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上海市委文化局找到牛畅，要去了剧本，然后集中了上海和华东数省的五六百名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排练，时间跨度延伸至“大跃进”。

　　周恩来看过空军和上海的两场大歌舞后，萌生了一个念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和建国15周年的临近，需要有一台规模更大的文艺节目，来迎接1964年的国庆盛典。因此指示不仅要把已拍成电影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全国放映，还要在此基础上，搞一个更完整地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歌舞，这就是后来的《东方红》。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总政文化部。刘亚楼表示：排《东方红》，空军全力以赴，要人给人，要枪给枪。于是牛畅担任这部大型歌舞演出筹备组副组长，张士燮参加《东方红》领导小组下设的文学组，参与创作排演。空军《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设计张敦仁担任了《东方红》的舞美设计组组长，空政文工团还派出60多位演职人员参加舞蹈等组。为了统一创作思想，《东方红》剧组的创作人员看了一星期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电影，后来采用了其中包括《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南泥湾》等在内的10多首歌曲。

　　大型音乐歌舞剧《东方红》取得了巨大成功，总导演周恩来在总结会上对空政文工团付出的辛勤劳动予以肯定，他特别提到:《东方红》是在空政文工团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两个歌舞剧的基础上创作排演出来的。

　　刘亚楼鞠躬尽瘁，周恩来痛失战友

　　文武兼备、英才卓荦、情趣高雅的刘亚楼，深得周恩来的欣赏，他和陈赓是到西花厅最勤的几位高级将领。

　　1964年，以刘亚楼为首的空军领导机关被中央军委树为“标兵”。一时间，全国掀起了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的热潮。为了迎接中国空军辉煌时期（后人称之为刘亚楼时期）的早日到来，刘亚楼在自己的位置上超负荷运转了15个年头，耗尽了心血。在这年下半年的一次体检中，他被会诊为在肝硬化基础上得了肝癌。

　　这个残酷的诊断结果震惊了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核心领导机构。在他们的眼中，刘亚楼正值年富力强，却得了如此绝症!他们当即指示：赶快治!哪里条件好到哪里治，要全力以赴……周恩来还特别指示，暂不要将刘亚楼同志可能患肝癌之事向外透露，对他本人及其家属尤其保密，以减轻思想压力的痛苦。

　　周恩来毕竟是周恩来，只有他才能作出这般情感细腻的指示。在此之前，翟云英也曾多次提出要求参加刘亚楼的病理讨论，而每次医疗小组竟都爽快地答应：好，你也是医生，听听也好。医院预先准备了一套一般肝硬化的假病历，供她随时查阅，还安慰她说：“你知道，刘司令员在苏联学习时曾患过黄疸型肝炎，病愈20多年来，肝功能也仍偶有波动，我们这个肝硬化的结论应该是准确的。医疗组长还把她让到前排就座，指着刘亚楼肝区的X光片“兴奋”地说:你看，阴影在缩小，这说明药物在起作用……及至翟云英满心疑惑地离去，专家们才再一次把头聚拢在一起，轻声而急促地研究起应急治疗方案。

　　若干年后，当翟云英获知将她蒙在鼓中的根由源自周恩来这慈父般的指示时，不禁失声痛苦：总理呀总理，当您觉察到自己可能身患绝症时，您冷静地命令医护人员要如实向您汇报病情，因为您心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交代，您要求他们以党性来保证执行，可是对亚楼的病情，您为什么要指示瞒着我呀，您是唯恐我被噩耗击倒吧?

　　据说，这件事好似敲响了一记警钟，从此国家设立了高级干部定期检查身体制度，争取尽早发现他们的恶性疾病，及时诊治，以免猝不及防，使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受损失。

　　刘亚楼却无法静躺在医院里接受漫长的治疗，他时刻牵挂着前线。此时恰逢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屡屡入侵我国领空，我军伏击几次未果。某部在拦截时还造成自己飞机爆炸的重大失利。

　　周恩来指示空军领导：要千方百计地打下一架无人驾驶飞机。

　　医院里的刘亚楼听到了周恩来的指示。要千方百计打下一架无人驾驶飞机，这是总理的希望，总理的要求，也是催征的战鼓。刘亚楼再也住不了医院了，面对医生的阻拦和妻子“你还要不要命”的疾呼，他还是作了一次远行，强忍肝痛，调查作战经过，马不停蹄地召集参战部队开座谈会，总结经验教训，研究解决战术问题。11月15日，经刘亚楼座谈指点的驻广东前线某部中队长徐开通，在我沿海上空将一架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击落。消息传到医院，刘亚楼兴奋地说：总理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抓起电话就向军委报告，向总理报告。

　　1965年1月9日，周恩来在接见击落敌无人驾驶飞机的有功人员时称赞：“空军有两个字：严格!” 他还说，刘亚楼代表空军党委提出的“有令就行，有禁就止。令就要行，禁就要止”，是完全适合空军特点的。

　　1965年1月10日晚近8点，一度失利的空军地空导弹一营使用“反电子预警2号”，在包头揍下一架U-2飞机。重病缠身的刘亚楼在上海接到一营击落敌机的战报，高兴得从病床上一跃而起，连声说：打得太好了，我们的一营终于把U-2飞机打下来了！

　　包头战斗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发表了《祝贺人民空军新年开门红》和《凯歌再奏》的评论员文章，称：“人民空军新年开门红，是大喜事，为我们今年的大胜利接连立了两大功（引者按：另一功是指1月2日在中南上空击落一架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我们谨向日日夜夜警惕地守卫着祖国领空、屡建奇功的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致以热烈的祝贺！”

　　随后，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一营作战有功人员。

　　刘亚楼麾下区区几个营的地空导弹部队，神出鬼没，把共和国广袤的天空变成了世界上最先进间谍飞机的死亡黑洞，在世界地空导弹作战史上谱写出了极其辉煌的篇章。

　　如果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周恩来留给中国人民的光辉形象，那么，刘亚楼亲自改定的歌剧《江姐》中“春蚕到死丝不断”这句唱词，实乃他病中的心情和生命写照，同样地催人泪下。

　　得知刘亚楼带病工作，周恩来十分心痛，指示前往上海探视老领导的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告诉亚楼同志，有病就要安心休养，不要急，要待病好再工作，当成任务来执行。

　　毛泽东也亲笔给刘亚楼写信：“亚楼同志：……闻你患病，十分挂念。一定要认真休养，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

　　中央军委专门指示：刘亚楼同志暂时停止工作，集中精力休养治病。

　　刘亚楼被确认为肝癌后，周恩来神情激动地指示医疗组：国外如有治肝癌的特效药，就是花再多的钱也要迅速派人去买来，要尽最大的努力，挽救刘亚楼同志的生命!

　　在病重时刻，刘亚楼还注重自己的军人仪表，给军界留下了一段佳话。1965年4月25日，当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赴上海华东医院来看望他时，刘亚楼还执意要洗脸，整衣服起床相迎。周恩来下车后，刘亚楼已在楼下台阶等了多时了。待到见面，刘亚楼推开别人搀扶的手，向前紧趋几步，说：总理这么忙，还来看我。

　　周恩来上前紧握刘亚楼的手，关切地说：亚楼你怎么能下楼来呀？

　　刘亚楼说：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全党同志都干劲十足，奋发工作，可我不仅不能参加工作，反而耗费党的许多照顾和特殊享受，实在于心不安。

　　周恩来扶着刘亚楼，一步一步上楼回病房，边走边说：我听汪东兴同志说，主席对你的病情很关心，每天都要看你的病情诊断报告。亚楼，要把治病当作战斗任务，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疗。

　　谈话中，刘亚楼宽慰周恩来：总理在长征时，患那么重的病，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都治好了，现在有这样好的条件，我的病一定可以治好!现在病情已有好转!事实上，刘亚楼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无法挽救，他曾对护士说：过几天，你们也就不用忙了，马克思的请柬我收到了。但他忍着痛苦，嘱咐医护人员不要把实情告诉他人，免得首长和同志们为他挂念。在场的医务人员听后，个个感动得热泪满面。

　　周恩来告别时，刘亚楼再次强撑重病之躯坚持送至门口。归途中周恩来心情难过地说：我再也不去医院看刘亚楼了。他病成这样，还坚持送我，我不忍心啊!

　　就外界流传的刘亚楼在空军苛求军容风纪一事，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照我看来，这不是形式，而是一个标准军人起码的追求。

　　更何况，这是一个在外交场合、在世界眼光中为中国人争了光的军人！

　　虽然中央对刘亚楼的病极为关注，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仍然无法阻挡死神逼近的脚步。是年5月7日，年仅55岁的刘亚楼上将撒手人寰。

　　刘亚楼英年早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全国军民都感到巨大的损失和悲哀，按大将一档予以隆重地追悼，而其规格之高，在将军里可谓首屈一指。于是，有人说，刘亚楼的后事，简直可以同国葬相媲美。除身在井冈山的毛泽东外，周恩来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几乎都到场参加。公祭会上，周恩来神情十分沉痛，热泪盈眶，为国家和军队失去了一位栋梁之才，也为自己失去了一位可以披肝沥胆的战友。

　　知将莫如相，刘亚楼逝世后不久，周恩来曾沉痛地对翟云英说过：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亚楼同志走得太早了，空军司令人选难挑啊……。充分肯定了刘亚楼在空军史上的地位和作用。